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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
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同上卷九“文史通义”
外篇三）
他自三十五岁起开始写“文史通义”，至“稍刊一二”之年，中经二十
四年的光景。因恐“惊世骇俗”，他只是“择其近情而可听者”刻印出求，
当不能尽所欲言。而他的另一重要著作“校雠通义”不只不能全刻出来，而
且原稿也被盗了。被盗的原因大可寻味。因为他这时正得罪了一个权贵，出
走河南，很可能是为了他好为议论，招人诟厉，以致有人故意来同他这样捣
乱的。
学诚言论风度的不投时好，见于李威“从游记”。他记朱筠事说：
及门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指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
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
使“见者愕然”的他的言论风度，是不合于乾嘉时代的世俗好恶的。学
诚自己给钱大昕的信也说：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
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
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
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
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祟奉，吾
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
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
也。。。今世较唐时为尤难矣。。。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
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
（同上卷二十九外集二“上钱辛楣宫詹书”）他在这封信里，把那种畏
戒时趋的情境毕现出来。他所谓“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
其中流弊必不在小”，可以说就是对于当代“专门汉学”的抗议。这时汉学
的主持者正是康熙以来的文化政策执行者，奔赴者则是他所谓的利禄文士，
这何尝还有清初学者活生生的气象容乎其间？这种风气，他在“文史通义”
中更慨乎言之。我们仔细研究，几乎“文史通义”每篇都有反对当时“专门
汉学”的议论。“原学”下篇曾举其要旨说：
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所贵君子之学术，为
能持世而救偏。。。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
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
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
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
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
则亦弗思而已矣！（同上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
这种史论虽然是一种循环论，但显明地是对于汉学风气而发的，因为他
开头即云“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清初学者并没有把义理、文辞和学
问分家。即以博雅如顾炎武，也不过以考证为手段，而他所重视的是经世致
用。炎武所谓“理学即经学”的主旨，是有所谓“当世之务”的前提的，这
和乾嘉学者的经学来比较，的确是两个东西，不容混同。以经学挽救理学的
空谈是一会事，而以经学只限于训诂名物又是一会事，手段并不就是目的。
学诚把手段叫做“功力”。他说：
王伯厚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
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
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惧执
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
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
也。（“章氏遗书”卷二“文史通义”内篇二“博约”中）
学诚在“文史通义”“假年”篇，更明白攻击着汉学空气。他首先设喻
说“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
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最后他竟以“妖孽”二字痛斥汉学了。（注意：
他之痛斥汉学，并不基于扶宋学，同时他也接受反宋学的传统，所谓“取其
所以精”，因此，他是在正途上，而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歧路上是相
反的。）他说：
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
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
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今
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于五百焉，幸而不
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同上卷六“文史通义”内篇
六“假年”）
他更有两段明白的议论，因忌戒为怀，都编于“外篇”。他说：
或曰，联文而后成辞，属辞而后著义，六书不明，五经不可得
而诵也。然则数千年来，诸儒尚无定论，数千年人不得诵五经乎？
故生当古学失传之后，六书七音，天性自有所长，则当以专门为业，
否则粗通大义而不凿，转可不甚谬乎古人，而五经显指，未尝遂云
霾而日食也。（同上卷八“文史通义”外篇二“说文字原课本书后”）
就经传而作训故，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离经
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无意而自呈
也。（同上卷十三“校雠通义”外篇“吴澄野太史历代诗钞商语”）
第一段话，是对于“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之说而发的。第二段话，
更说到在六经之外去求道，也未尝不可。学诚把汉学最基本的知识——音韵
学，作为少数专家之业看待，而认为离经的诸子并不是叛道的，指出他们也
有“精微神妙”的见解。这样近代文化史学家的大胆言论，是继承清初学者
的优良的传统精神的。
学诚以“立言之士，以意为宗”，在“文史通义”“辨似”篇针对了文
章家、考据家有以下的批判：
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
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
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托舍舟车者为同调焉，
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
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同上卷三“文史通义”内篇三）
这段话有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批评汉学永远在资舟车的旅途中，不知
有其目的地，更不知知识“自在性”与“自为性”的发展，即是所谓“博涉
既深，将超记诵”。另一面批评宋学永远站在此岸而遥视彼岸，不用舟车的
工具而想冥造出目的地的景象。王夫之的知识论在这一点上有丰富的内容。
学诚虽未引证过夫之的话，但含 有夫之时代的遗绪。
然而学诚的文史之学毕竟在当时的汉学封锁中不能成为显学，而且到了
晚年他也只得变通一些自己的主张，和汉学妥协，故修志一事便成了他的主
要工作（虽然他争修志的义例），在修志的樊篱里埋没了他的天才的发展。
他虽竭力辨解真学伪学，但也不能不说，“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不遇听
乎天”了（“章氏遗书”卷六“文史通义”内篇六“感遇”）。他更进一步
说明其中的原因：
圣贤岂必远于人情哉？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诡御，非争
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后之学术曲而难。学术虽当，
犹未能用，必有用其学术之学术，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
未责其当否，先责其工拙。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于当时；工于
遇而执持不当，见讥于后世。沟壑之患逼于前，而工拙之效驱于后。
呜呼，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且
显晦，时也；穷通，命也。才之生于天者有所独，而学之成于人者
有所优，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亦势也。
（同上）
皮锡瑞引“四库提要”对于二千年经学得失的评语，解释说：“琐者，
国朝汉学也。‘提要’之作，当惠、戴讲汉学专宗许、郑之时，其繁称博引，
间有如汉人三万言说‘粤若稽古’者。”（“经学历史”）由理学的烦琐到
考证的烦琐，其烦琐的对象不同，而拘束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