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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戴震在晚年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方面是反映了汉学的前途的局
限，另一方面反映了乾嘉时代所表现的社会矛盾（参看章学诚的“上执政论
时务书”）。他的著书背景，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不能如章炳麟单从他
的动机来讲他的思想的发生。
章炳麟是近代首先评论戴学的人。在他的“遗书”中评论戴学的地方不
下数十处。归纳他论戴释戴之文，大体上是尊戴的。例如他说戴学源于荀子。
荀于正是炳麟所极推崇的大儒，他以戴震与荀子相接，这种疏戴之意是有道
理的。在他“文录”里有“思乡原”上下二篇文字，所讲的内容是以宋儒程
朱为乡愿，而他的论点则是采取戴学的论旨的。
自炳麟开始，戴学在哲学方面才被人所注意。到了一九二三、一九二四
年，胡适吹起皖人治皖学的法螺，还在北京安徽会馆举行了戴震的纪念会，
出席讲演的人有梁启超、钱玄同、朱希祖等。当时整个的一年期间，官办的
报纸副刊与雄志上几乎成为戴学的天下。在所谓“整理国故”的反动空气之
下，戴学最出风头。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便是那时候的作品。但
经过了北伐以后，戴学便不甚被人谈论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戴震哲
学是有一定的时代的抗议精神的，因此，他在清代不能拾头。清末章炳麟尊
戴，这和他的反清精神相为表里，是有积极的进步因素的。到了“五四”文
化统一战线内部分裂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使得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和政治领导失去任何地位，而资产阶级右派却
跑进了古董堆中，一点一滴地宣扬实用主义去了。这些人托于戴震，企图抵
抗马克思主义。北伐以后，中国革命日益深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
的结合支配了文化潮流，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普遍地不能满足于托古人以为重
言，希图假借戴学以作反动宣传的也就很少市场了。反动学者对于戴学的假
借，无损于戴学的历史地位，但可模糊一般人对于戴学及戴学在历史上的地
位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加以批判。
胡适表面上提倡戴学，假装着“打理学家”的招牌，实际上是想用时髦
的唯心主义来代替陈旧的唯心主义，是想拿唯心的实用主义来曲解戴震在学
术史上的本来面目。最荒唐的，是他抹杀了清初学者在哲学方面的建设，而
把清代哲学大本营的元帅的头术扣在戴震的头上。因此，他认为清初学者是
破坏者，仅在建设方面表现一些趋势，到了戴震才有了一种“新哲学”。胡
适说：
反玄学的运动，在破坏的方面，居然能转移风气，使人渐渐地
瞧不起宋明的理学。在建设的方面，这个大运动也有雨种趋势。一
面是注重实用，一面是注重经学。。。前者可用颜李学派作代表，
后者可用顾炎武等作代表。从颜李学派里产出一种新哲学的基础。
从顾炎武以下的经学里产出一种新的做学问的方法。戴东原的哲学
便是这两方面的结婚的产儿。（“戴东原的哲学”，四页）
颜孪。。哲学的分子还须先受当时的新经学的洗礼，重新挂起
新经学的旗号，然后可以进行作建设新哲学的大事业。程朱非不可
攻击，但须要用考据的武器来攻击。哲学非不可中兴，但须要用考
证的工具来中兴。这件“中兴哲学”的大事业，这件“建设新哲学”
的大事业，颜元李塨失败之后，直到戴震出来，方才有第二夫尝试。
（同上，二十页）
清朝的二百七十年中，只有学问，而没有哲学；只有学者，而
没有哲学家。其间只有颜李和戴震可算是有建设新哲学的野心。颜
季。。用实用主义作基础（？），对于因袭的宋明理学作有力的革
命。但程朱的尊严不是容易打倒的。。。（戴学）
真是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这才是用穷理致知的学说来反
攻程朱。。。所以能摧破五六百年摧崇的旧说，而建立他的新理
学。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
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同上，八○——
八二页）
胡适的这种胡扯，显然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相反，完全是由他的主
观来凭空编制起来的荒谬理论，其企图是拿实用主义来歪曲戴震；而且，他
想拿戴震思想的民族形式装上杜威的反动哲学，以对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我们可以从下列儿点来批判他。
第一、清初大儒不仅是破坏者，而主要是建设者。以王夫之而论，他的
宇宙论、认识论、历史学、人类性论，其烂然卓识，超过前人。然而胡适，
就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位大师。颜元的哲学规模，不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没落思
想实用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旧唯物论。
在客观的历史意义上讲，颜元是科学世界的预言者，其见识是戴震所不
及的。例如从知识的实践检证方面而论，戴震走了颜元弟子李塨重知轻行的
路线，用强调“由词以通道”的方法，否定了真理的标准，流于书本上的洞
察。这一点，胡适反推崇为唯智主义，硬说它合于哲学的知识论。
第二、清初学者的学说，是丰富的，是多面的。他们（除颜元外）固然
依据考据学，从社会、历史、人性、宇宙各方面批评理学（虽然在形式上犹
留门户之见），然他们是更深入地探究知识的，比专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
术是更宏远的。清初哲学并不是经过考证之学才产生出来，倒是康熙以后的
专门考据之学，不但淹没了清初大师多方面人格的发展，而且由避难所的苟
安思想逐渐成为章学诚所谓风气之敝。戴震的哲学一方面在方法上固然借重
于汉学的考证，而另一方面在体系上却表现得异常矛盾。
第三、无论是哲学也好，一般的学术也好，我们认为十七世纪的成就是
伟大的，并不是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准备基础。反之，乾嘉时代的哲学
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的发展）。这
一点，梁启超、胡适都把历史颠倒了。因此，戴震哲学就不是“新哲学的建
设”或“哲学的中兴”，而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对清初哲学的继承。他的哲
学正在“由词以通道”，而最浅薄的地方也在“由词以通道”；长处是由文
字的考证寻出些哲学的意义，而短处也因形式文字的束缚，没有“发展”的
观点，没有“实践”的观点，没有勇敢追寻历史前途的精神。
第四、清初学者阔步地广寻世界、人生，而乾嘉学者则规规拒矩地局限
于古字古句。清初学者们的哲学以唯物论的因素为他们中间共通的学说内
容。而乾嘉时代的戴震哲学在当时除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
没有起着社会影响，因而历史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并且戴震的学说也还是以
经学为其主要内容，如学诚所说：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注泛览
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
兼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
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
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
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敛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
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
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
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
实无殊。（“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然而后来学诚也悟戴震“由词以通道”之过火，说不能“以此概人”
（同上卷二十九“又与正甫论文”）。
梁启超论“孟子字义疏证”说：
此书盖百余年来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论清
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
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
（“清代学术概论”，七○页）梁启超说戴震哲学的反响，未曾支配时
代，这话颇是。但他说清代学派运动的道理就大错而特错了。梁、胡在这里
虽然都认为清代学术全盛时代在乾嘉二朝，但他们的说法也是不同的。梁以
考据学为全盛时代的意义，而胡则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