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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但不能以其形式性而低估他的价值。因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支配意识是自
由平等的观念，这观念在初期是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来，戴震说：
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同上）
他这里所讲的情，便指广义的生活。生活之理是平等的，即他引孔子之
所说的恕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受的行为达于至当之处
即平等之理。他解释“大学”说：
。。“所恶于右，母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母以交于右”，以
等于我言也。曰“所不欲”，曰“所恶”，不过人之常情，不言理
而理尽于此。惟以情絜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苟
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
（同上）
戴震的平等思想，是还原于哲学的形式概念，尚非政治的平等理想。但
他已经说到若无此平等的社会关系之“认识”，便是“任其意见而祸斯民”。
“意见”二字，在政治学上便为“朕即国家”的专制。故他反对宋儒以来的
“理”，也归结于不平等，暗示出封建制度之下超出现实的人己关系的伦理，
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神权思想的，有利于其超经济的横暴剥削制度的。他说：
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
“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
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
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同上）
戴震所谓“人等于我”的社会哲学思想，和他借用商业资本活动中的术
语如“权衡轻重”的方法，都是近代资本主义的议题。这样反映了市民阶级
的要求，正是这位汉学家最有特色的地方。严格地说，在这一点上，他复活
了十七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的统绪，启導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他的
历史价值就在这里。这是和当时文学范围内的小说运动（如“儒林外史”、
“红楼梦”、“镜花缘”）相为映射的。哲学上的范畴和小说上的典型都不
是反映个人的主观愿望，而反映的是社会的图景。然而，我们要记住，戴震
哲学不是清代哲学的建设者，尤其他的艰照论与唯知主义思想，仍然是唯心
主义的传统，在哲学上的价值甚低。过去资产阶级右翼的知识分子渲染了这
点，是更具有反动性的。
第二节 戴震学说的历史地位
戴震不仅是一位汉学家，而且是有他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这是没有人
怀疑的。但对他的学说的历史地位，却高低其说，估计不一。他的哲学，在
当时似少有赏识者，只有章学诚说，“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
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
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
矣。”（“文史通义”卷二“书朱陆篇后”）就是在戴震死后，他谈义理的
著作也还引起疑问。江藩说：
戴氏所作“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惟榜以为
功不在禹下，撰东原氏行状，载与彭进士尺木书，筒河（朱筠）师
见之，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榜乃上书辨论。今行状
不载此书，乃东原子中立删之，非其意也。”（“汉学师承记”卷
六“洪榜传”）
戴震的哲学思想，在清代是抬不起头来的，这是事实。但为什么他能以
训诂大师闻名于世，而不能以反理学的哲学家为人所注月呢？这其中的道
理，甚为现实，曾首为章炳麟所道彼。他说：
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日颜元，再日戴震（他在别处混称贤如颜、
戴之学）。。。戴君道性善，为孟轲之徒；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
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戴君生雍正乱扯，亲见贼渠之遇士民，
不循法律，而以闽洛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
其言绝痛。桑荫未移，而为纪昀所假，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以泯
华戎之界。（“太炎文录初编”卷一“说林”上）
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雒闽儒言以相
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
摇手触禁，其衋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
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箸“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言
欲不可绝，欲当即为理者。（同上“释戴”）
戴氏。。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螅Хǎ�
将无所厝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庉理欲异实之谬。。。
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也。（“菿汉微言”）炳麟这几段话一再说明戴震著书
的动机。按他的分析，这种动机是因为清廷利用宋学做了统治者的工具，代
替法律，其结果是“任法律而参雒闽，是使种马与良牛并驷，则败绩覆驾之
术也”（”太炎文录初编”卷一“释戴”）。他所说的，是根据段玉裁所述
的戴震著书动机来演释的。玉裁曾转述戴震的话，说：
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
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日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
不作。（“戴东原年谱”）
戴震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说：
今之治人者，。。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
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
于是。。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
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
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
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
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
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戴东原集”卷九”与
某书”）
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日理者，自
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
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
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孟子字义疏证”
卷上）戴震一则说，“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再则说，”挟其势
位加以口给者理伸”，三则说，”今之治人者，。。贵者以理责贱”，在字
里行间确有指摘的对象。谁能够拿理来“祸斯民”呢？这对象不是章炳麟所
谓“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么？
戴震反理学的观点与颜元绝异。颜元的观点从实践有用方面出发，而戴
震的观点则从民情施受方面出发。关于前者，炳麟说“明之衰，为程朱者痿
弛而不用，为陆王者奇觚而不恒，诵数冥坐与致良知者既不可任，放颜元返
道于‘地官’，以乡三物者德行艺也，斯之谓格物。”（“检论”卷四“正
颜”）关于后者，戴震处于清朝统治的相对安定时代，他感到李光地代圣祖
讲理学的荒唐滋味，尤其了解雍正的杀人理学和他对付反理学者的手段。所
以炳麟说“晚世戴震宣究其义，明理欲不相外，所以悬群众理戾物者，程氏
之徒莫能逮也。”（“检论”卷四“通程”）在当时，汉学家在民族监狱的
文化政策控制下，设若戴震不是披着经师的外衣，讲着战国亚圣的语言，就
是不用“绪言”而用“字义疏证”发表他的义理，也是不可能的。在汉学最
初创始者中，例如万氏兄弟，和全祖望，确有消极地在避难所退隐的用意。
章炳麟曾指出：“当是时，知中夏黦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借
手，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古
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如是足也。”“近世为朴学者，
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
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卷四“学隐”）然而章
氏所指的消极的善处，经过康熙以来的提倡汉学，到了乾嘉时代，已经因了
专门汉学的烦琐考据，失掉了原来精神（参看本书第十三章，学诚的抗议）。
因此，戴震在晚年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方面是反映了汉学的前途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