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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后果就是“曲线救国”,通过“软钱”来影响选举。“软钱”是指捐给政党、用
于非促选目的的“建党”捐款,因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称之为“软钱”。按照法律规
定,原本这样的捐款只能用于本党的基本建设和运转,而不允许用于推销某一个候选人。但
是,七八十年代起,随着对“硬钱”的管制越来越严,两党逐步发明出一种钻法律空子的方
法:从公司、工会、富人或其他组织那里筹“软钱”,然后用“软钱”给候选人作“议题广
告”(Issue Ads)。广告中不提及候选人的名字,所以不违法,但是又推销了某候选人的
政策,从而间接地搭售了这个候选人。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虽然我一年只能捐
2。5 万“硬钱”给某党候选人,但是我却可以捐 100万“软钱”给这个党。因为“软钱”
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它对选举的影响力直线上升。比如克林顿1992年当选之后的18
个月里,各政党“软钱”的筹款仍只有4600万美元,而2000年布什当选后18个月里,
各政党筹了2。56亿“软钱”。事实上,2000年选举年,两党共筹集了5亿“软钱”来影
响各级选举。由于“软钱”大部分捐款者是公司、工会和富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腐
败的“政治交易”的忧虑。
增强“散户的力量”
顺便说一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是“富人党”共和党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
中受益,而“穷人党”民主党只能站在一边流口水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不错,共和党历年
来“化缘”能力比民主党强,但是,在“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的筹款能力上,民主
党和共和党实际不相上下,比如2001~2002年选举周期,民主党筹集了2。46亿“软钱”,
而共和党筹集了2。5亿,基本持平。共和党的优势恰恰是体现在它对“散户”的号召力,
尤其是捐款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散户”的号召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据说是共
和党走街串巷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是共和党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中上层,而这些
人吃饱喝足之后,总还有几个余钱可掏。
正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清除软钱”的竞选筹款改革方案,恰恰是共和党执政期间
通过。从1997年起,McCain等议员就开始在国会提案改革竞选筹款机制,禁止“软钱”,
“洗涤政治”。2002年2月,“两党竞选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3月,布什签署该法,
同年11月6日生效。该法案的主要条款是:禁止“软钱”,即各政党不得再接受任何“建
党资金”;工会、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在初选之前的一个月内和大选之前的两个月内,不许
在电视广播里打“议题广告”,挂羊头卖狗肉;同时也提高“硬钱”的上限(比如,个人捐
款数额从1000美元上升为2000,个人一年可以用于支持选举的钱数最高从2。5万上升为
4。7 万左右)。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我现在一年最多只能掏四五万的“硬钱”,
但是一分钱“软钱”都不能掏了。从此以后,6位数以上的政党捐款就是违法的了。可以看
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进一步打击集团捐款和超级富豪的力量,增强散户的力量,尤其是
中产阶级的捐款力量。毕竟,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羊毛还需出在羊身上。
自然,“政治平等派”的这个胜利,是对“言论自由派”的一个重大打击。不到一个月,
从美国最大工会AFL…CIO到共和党议员McConnell,从基督教联盟到民权联盟,这些昔日
的“敌人”,竟然团结起来,共同把“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最高法院,称这个新法案“违
宪”,认为它禁止集团或者个人向其支持的政党“慷慨解囊”,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践
踏。2003年12月3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5比4的微弱优势,裁定该法案“合乎宪
法”。可以说,“政治平等派”在一个更高的山头插稳了旗帜。
总的来看,从70年代开始,美国竞选法案是沿着“政治平等”的方向前进的。虽然那
些走投无路的“软钱”目前还在寻找影响政治的方式(据说目前的逃窜方向是具有党派倾向
的民间团体),虽然“言论自由”派还在为有话不让说而忿忿不平,虽然无论怎么样改革,
富人的选举捐款势必多于穷人,但是选举改革的方向,始终是防止经济上的不平等转换为政
治上的不平等。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但是观察美国竞选法案
的变迁,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在选举捐款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一个被围追堵截
的过程中。如果民主选举是一场盛宴,正是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出于个体利益或者“信
念”而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的“小人物”,自告奋勇地在给它“买单”。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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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
107 万,到 05 年已经有 500 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 9%上升到 21%。这种“大跃
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
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
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质量如何、竞
争力如何,市场还可以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拍
卖、并转甚至破产等方式重组,高校哪有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
政软约束”,那么高校财政体制是这个“软约束”问题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大学请客,政府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心一拍即合,
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地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
资稀缺,许多孩子们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一会儿“211工程”,一会儿“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
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
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的孩子学习书
包重课业难补习班层出不穷,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
放学早课外活动多……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却未必就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
教育质量不佳。03年OECD的一个报告指出,在 38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15岁学生的
数学能力排 24,科学能力排 19,阅读能力排 12,解决问题能力排 26。在一个竞争激烈
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放弃基础教育,就是放弃未来。美国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
怎么会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
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 年底国会通过,02年初由布什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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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经5年。
这个改革的宗旨就一条: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用标准化考试的方
式对 3 到 8 年级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
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
如果连续五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