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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
如果连续五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的领导管理层。当然，该法案还包括其它的重大举
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力度；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
让家长对学校教育方式有更大的发言权，也给家长择校更大的自由等。
这个教育改革的本质，可以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
革5年来成效显著：9岁儿童过去5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28年的总和， 1971 为
来最高；数学能力也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点（13岁儿童的数学能力则为有史以来最高）；
9 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差距缩到有史以
来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显然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
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产品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
平，我当然不乐意了。教师本来就是工会势力的“重镇”，加上政府的钱谁花起来都不心疼，
所以说这项改革的确是触动了一个重大利益集团的根基。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由于标准
化考试的标准是州政府决定的，一些州为了“出成绩”，刻意地压低自己的考核标准；又比如，
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还有人
指责联邦政府投资力度不够……当然，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
应该有评估标准”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这项改革体现的是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公共资源的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
们公款吃了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率效果不闻
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浪费的一种。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的问题，
但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
比利时人均教育投资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因为开展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水平远在美国
之上。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是别忘了，美国不是中国，美国的国
情并不是孩子们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书包都用不着背下午三
点就放学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
生并以此决定他们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督促校方和教师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
某大学又上了某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计算机配
置更合情合理。事实上，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是一件“合算”的事。据统计，
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等、
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 23％、15％和 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
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填补基础教育的财政漏洞则是“雪中送炭”。
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没什么好讨论的。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
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
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
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1 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
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
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
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
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
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将病魔扼杀在摇篮之
中。
然而，等到“明星”病的热闹平息、铅华散尽，在这个8 亿农民缺乏医疗保障体系、而城
镇居民的医疗权益也岌岌可危的国家，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在一般
的地方，生了一般的病，该怎么办？
运动的脂粉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也许西方的经验和教训
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一个美国人生了病怎么办？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个美国人有工作，他的工作单位会从私人的保险公司为他买保险，生病
时，他拿着保险卡去看医生，看完了病，医生会把帐单寄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把钱寄给
医生。其间虽然病人也要付一些手续费或分担一些费用，但总的来说，病人不至于被医疗帐
单压死。
也就是说，一个四角关系支撑了美国最通常的医疗保障体系：单位，保险公司，医院（及私
人诊所），个人。可以看出，这是个“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制，私人保险公司是这个制
度的灵魂。那么政府就在一边闲着，悠哉游哉地看保险公司被各类疾病死缠烂打？当然没有
这么便宜的事。对于老人或者残疾人这些医院的发烧友，保险公司避之不及，就把他们推给
了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其中最大的两个：MEDICARE 和
MEDICAID），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极度贫穷的人提供医疗保险。
实际上2000 年美国只有55％左右的医疗支出来自于私人保险公司，其它的医疗支出则来自
于政府。二者加起来，美国社会的医疗支出占GNP 的13％左
右。
这样看来，在美国生病不是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年轻时，有保险公司撑着；年老时，有
政府撑着。市场和政府这么左扶右搀着，群众就可以放开手脚生病了。
当然，我描述的这幅图案这么美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这幅美好图案当中还有还多裂缝、
漏洞和污点，正是因此，医疗保险制度在美国也是一个激烈地政治斗争场所。
正如在中国，美国也有很多个下岗工人，或者做点小本买卖，这些人可能买不起保险，又不
够格政府的资助，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市场和政府都无法覆盖的空白区，这一空白不要紧，一
空就空出了4 千多万人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公众会对布什先生破口大骂――这小
子，肯花750 亿美元打一场几乎没有必要的战争，却不肯用这钱的九牛一毛来扩大公共医
疗保障的覆盖率。
所以说，由私人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就是：不平等和不
确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把一大群穷人扔下不管以外，就是好不容易挤进保险体系
的人，获得的服务也是参差不齐。有钱人比如超级名模Claudia Shiffer，可以把把她那张
脸蛋保个5 百万美元，没钱的人比如我，因为学校买的保险不包括牙医，只好亲自与牙疼
做殊死搏斗。简单地说，
就是“只许大款抽风，不许百姓牙疼”。
“不确定”也是一个问题。保险公司高兴的时候，嗤着满嘴金牙冲你微笑，不高兴的时候，
一个白眼就可以把你翻下悬崖。比如有一回，我举着一张帐单兴冲冲跑到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