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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源完全不是不理解不关心女性整体至今仍然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地位。例如，香港演员成龙惹出的所谓“龙子事件”，成为新闻媒体上爆炒的一件“绯闻”。绪源评论说：“新千年到来的那夜，从香港电视上看到成龙骑着高头大马，春风得意地飞跑而来，领受万千观众的欢呼，我忽然意识到，这类事情实在是损害不了他一根毫毛的。而那位刚刚产下龙子的吴绮丽，当时却正承受着报纸舆论几近刻薄的挑剔，历年的隐私又被从头至尾爆炒了一遍，媒体的鄙夷和羞辱布满字里行间。事情本来是双方的，但一旦面向媒体，一男一女中谁受的损失大，我想是自不待言了。”“一旦有桃色事件可以在报章上炒炒的，媒体的兴趣总是更集中于女的一方。旧时对于智识者的迫害是越鲜活，精神越锐敏微细越好；而现时对于绯闻中的女方，则分明是越贱越好，过去的隐私越多、越见不得人，便越炒得起劲。对这种近于心灵虐待的倾向，想来是不妨用弗洛伊德的方法分析一番的。”（《兴奋点在哪里》）这里面是那么充满了明智的理解和高尚的同情，可以推断他对于川端康成等人塑造得那么成功那么美的满腹幽怨复杂的性心理的女性，完全会有同样明智的理解和高尚的同情，可是他仍然不能不肯定那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为什么？只因为他要忠于自己的体验。
这个“忠于自己的体验”，就是他给人深刻印象和启发的东西。
不，还不仅是“忠于”，而且应该说是“敢于”、“勇于”。把自己真实的见闻感受，坦然说出来，实在不是容易事，没有胆量勇气还真不行。
我们曾经生活在“舆论一律”的时代。当时大家习惯了时刻把自己的看法想法去同一律的舆论“对表”，那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害怕政治强制与迫害，而是有一种哲学、一种思维方法在指导，形成一种集体思维习惯。正如徐友渔先生痛切陈诉的：“‘文革’不仅改变了我的政治信念，而且改变了我的思维习惯。在‘文革’前，研究政治理论和哲学的人无例外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关于手段与目的、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哲学。这种哲学使人顽固地坚持一种教义而排斥生活中的经验事实。”又说：“在‘文革’中，我们身边发生的几乎全是丑恶的事情，但我们相信运动本身是正义的、伟大的。经过‘文革’，我不再这样自欺了。如果我看到相当数量的丑恶现象，我就坚信这个事物决不可能是美的。人不应该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辩证理论遮蔽自己的眼睛，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徐友渔：《我对文革的总结和反思》）
“人应该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这简单一句话，是多少年来大家被调教得不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之后，用无数血的代价换来的真理。
我们是怎样被调教得不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呢？
我是“错划右派”，当年划我“右派”的时候，要我心服口服。本来我心不服。明明是响应号召，帮助整风，怎么一转眼成了向党进攻？批判道：你的发言本质上是进攻，不能单看表面现象。明明我批评的只是具体领导人，怎么一转眼成了向党进攻？批判道：他本质上是党的代表，不能单看表面现象。这个“本质上”成了孙行者头上的箍子，随你怎样也挣不脱。聂绀弩在一次会上说：“我想通了，我的确是右派。别的右派可以推偶然性：哪次不发言就好了，哪张大字报不写就好了，哪篇文章不发表就好了。这些我都没有，没有在任何整风会上发言，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杂文，结果还是右派。所以我是本质上的、必然的右派。”这真是黑色幽默！也的确说明了，这个“本质上”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那个“辞”。我还有什么话说？只有努力承认划得对，承认我“客观上”（这三个字只是心里暗说的）是向党进攻了，决心努力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怎样改造呢？首先要认识大好形势，由此认识领导的英明伟大，认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紧接着，作为反右运动伟大成果的“大跃进”惨败了，三年灾荒饥饿之中，我更加警惕地提醒自己：“务必要看本质，看主流，千万不能再犯错误。”可是总觉得困惑：为什么本质和主流就这样难于看到呢？为什么我看到的总是与本质相反的现象、与主流异派的支流呢？当然，还是我的立场没有改过来的缘故。立场又如何改呢？仍然要去正确认识大好形势。就这样多年陷于循环论证之中。
到了“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暴行，却叫做“革命行动”，因为本质上是革命。明明是恐怖，加上“红色”两个字，于是红色恐怖就与白色恐怖本质上不同。明明是交通中断、停工停产、打、砸、抢、批斗、游街，全国一片混乱，却叫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明明是全国武斗，全面内战，却叫做“形势大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总而言之，全凭有话语霸权的人爱怎么命名就怎么命名，那就是本质。你的直接经验里面，为什么仍然是暴行是恐怖是混乱是形势危急呢？那是你看世界的观点方法有问题，迷惑于表面现象，看不见本质。这还是客气说法。不客气地说，就是你的政治立场问题，甚至是政治身份问题。
这一切，调教人的就是一条：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只有全民接受了这种调教，才给“文化大革命”铺就畅通无阻的道路。
经过这样血腥的教训，现在我们更能回味两百年前戴震就已经发出的对于“以理杀人”的惨痛愤怒的控诉。他说：“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沿成习。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今之治人者，视古圣贤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同上）他指的是以宋儒之理杀人的时代，和我们时代不同。但是，同样是“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不过我们叫做“掌握客观真理”；同样是“以心之意见当之”，不过我们叫做“灵活具体运用”；同样是“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不过我们叫做“全心全意，完全彻底，狠斗私字一闪念”；结果便是完全同样的“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关键的问题是：真理的基础在哪里？是在千百万小民的直接经验上面，还是在什么“天”上，“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呢？
这是个哲学意味的问题。既要讲哲学，大概免不了讲到本质与现象。现象当然不等于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