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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哲学意味的问题。既要讲哲学，大概免不了讲到本质与现象。现象当然不等于本质。现象不符合本质，乃至与本质相反的情况，大概也会有。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本质总是表现于现象，现象总是表现出本质的。特别是在大量现象已经把本质表现得清清楚楚的情况下，如果还要凭着“辩证法”之名，硬说本质与所有这些现象全都相反，那就完全是仗着话语霸权，蔑视常识，蔑视千百万小民的直接经验，势必达到“以理杀人”的结果。戴震提出应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两条，我们还需要加上一条：“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这是从墨家“三表法”中借用的。墨家逻辑里面有三个检验真理的标准：“本、原、用”，叫做“三表法”。“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应用“原”的标准。其原意与我们不尽同，且不详论，但是借用来表示必须尊重普通人的直接经验的意思，倒很恰当。这样，“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三句话，恰好说到了知、情、意三个方面。就每个人自己说，一切都要从“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原察自己的耳目之实”出发。
回头看刘绪源先生的议论，我又进一步想：问题还不仅在政治上，不仅关系到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理论权威的时候，而且在文学艺术乃至一般思想文化上，在关系到一时兴盛的“公共话语”的时候，同样需要这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
即如女性主义，现在并没有与政治权力结合，但已经成了相当有力的“公共话语”，大家通常都不愿意冒犯它。从女性主义看来，过去的文学艺术，都是男性中心的，所塑造的女性美，都是男性所欲见欲得的女性美。这大概是事实。可是，那些究竟是不是美呢？经历女性主义觉醒以后，是不是必须否定过去文学艺术中一切女性美，又代之以什么样的女性美，才符合女性主义的审美观呢？别人不知道，我就有这个困惑。一时解决不了，回避得了。我可以不赞美过去的文学艺术中的女性美，至少含糊其词，以免冒犯女性主义的声势。而绪源不同，他既明说川端康成塑造的女性美多为女性所不喜，而又大赞大颂之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这是我所不能达到的境界。他这样做，完全出于他的自觉。他说：“当一些时新的理论或口号开始远离我们早已掌握的常识的时候，我发现，这往往也就是需要我们警觉或加倍小心的时候。这是多少年的教训所教会我们的一点防身的法宝。当然新理论有可能突破常识的范畴而站住脚，并逐步成为新的常识，但这样的机会毕竟不是很多。我的意思也并非不要进取，只是强调进取时要‘小心’（这本身已构成一种常识）。有时常识也会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尺之一，因为它正是我们长期实践的产物。”（《“纯粹文学”与“娜拉”》）尊重常识，相信常识，和尊重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是同样意思。在文学艺术方面，“本质论”的权威，不像过去那么高了。但一些时新的理论或口号，否认我们早已掌握的常识，与“本质论”否认百姓耳目之实，还是一样。在这里，我们还是一样需要从认识论高度，强调“百姓耳目之实”的第一位的意义。也不是要否定女性主义对过去文学艺术的批评，而是要探讨怎么更全面地把这种批评保证在不违反大多数人常识的合理范围内，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把问题推进一步。
绪源将近年文章编为《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一集，命我作序。目录上所列文章，我多未见，但是我很愿意就我所读过的，谈我所受于他的启发，作为此篇，以志我的感谢。能不能作为代序呢？
寻求智慧的对话
？ 赵善华
上古时期，诗与哲学水乳交融。后来，哲学僭越于诗，于是就出现诗与哲学的分野。然而，三十年河东到河西，西方后形而上学消弭诗与哲学疆界，再一次将诗与哲学实行嫁接，开拓新的心路。乃至于有人断言：最高的哲学必然是诗化的，而最有价值的诗必然是哲性的。
以这种眼光考量庄子，他无疑具备了“诗哲”的资格，周身充盈一种潇洒的诗人气质。庄子是诗意地思，诗意地言，思想矿藏里包含了对自然、人生、历史、审美诸对象的提问和解答，而提问的兴趣远远大于回答。所以说，庄子的哲学是“提问”（question）的哲学，而提问之学必然是智慧之学。近日翻阅杨安仑的“庄学”一书（《中国古代精神现象学——庄子思想与中国艺术》），窃以为作者寻求的即是“智慧的对话”，因为该书书写出庄子“诗哲”身份，揭橥其“提问”大于解答的哲思。
在生命哲学的视野上，《庄子》一书追问了生与死、有情与无情、入世与出世这三大问题。庄子研究的重点在于人类的精神现象，他关注人生价值或生命价值，是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和人生意义的美学关怀。庄子的精神现象学，其思辨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多以文学化的“讲故事”的方式来展开，寓言和象征、反讽和隐喻等修辞方法成为其思想的策略。所以，庄子哲学是一种诗化哲学。在许多场合，庄子凭借反逻辑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思辨逻辑。这一看法，反驳了学界多年来流行的中国古典哲学缺乏逻辑思辨的错误观念，有助消除长期存在于某些学者中间的对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的偏见和误解。
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感叹道，“生死”问题为最高的哲学问题和最高的美学问题。庄子是先秦诸子中讨论生死问题最多且深的思想家，既不同于孔子和孟子的看法，也有别于老子的看法。比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庄子的内心，“生命本能”远远大于“死亡本能”，因此尤为关切生命存在的问题，显露出一定的畏死情结。后世道家的养生意识也源于此。庄子感到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大苦闷，人无法克服死亡的势能。所以，庄子的思想投影，蒙上淡淡的忧郁色彩，像一只在黄昏夕阳中孤独失意的猫头鹰，绝望地等待黑暗将要行使的权力。然而，黄昏中的猫头鹰，竭力寻求从黑暗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以自我的冷静和智慧抗衡死亡的强大压抑。于是，庄子以寓言的方式调侃死亡和嘲笑死亡，希冀在对死亡的调侃和反讽之中，获得心灵的平衡和宁静。该著以富有机锋的笔调对庄子的生死观进行阐释，勾画出庄子对于生死问题超越于知识形式和日常经验的哲学玄思。
金泰和元年，少年才子元好问填了一阕脍炙人口的《雁丘词》，其中“问世间，情是何物？”可谓警策之句，亦为“词眼”。一个“情”的发问，缠绕着哲学和文学的双重青藤。惠子认为，人之为人，就在于一个“情”字。而庄子则提出悖论：人应该无情。“有情”和“无情”，为庄子哲学的又一命题，也是其精神现象学的追思对象。“情”，是人类心理的本质结构，成为文艺的永恒主题。几乎所有的中外文论，都鼓噪“情感”对于艺术的终极性的影响。然而，庄子却另有慧目。他在《齐物论》中将情感划分为八种类型，认为这八种情感是构成人类精神苦闷的重要根源，主张人类应该选择“无情”的生存方式，因为正是“情”遮蔽了生命的智慧，让人陷入不自由，招惹是非，惟有解除“情”之累，才能“是非不得于身”。对于庄子的“无情”命题，历代庄学均有不同的阐释，该著也有自己的独到沉思：“庄子为什么要主张‘无情’呢？那原因就在于他对于世情看透了，作为一个大思想家，他希望人们能够从‘有情’这一人生苦闷中解脱出来，做到他说的‘哀乐不入’，由‘有情’这种精神现象转化到‘无情’这种精神现象。”这一看法转变了以往研究者对庄子“无情”意识的简单否定。
庄子也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代言人之一，逍遥山林，恬淡无为，这样的人生态度很诗意也很美学。入世与出世的论题，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无可回避的人生课题。作者认为《应帝王》这篇宏文，实际上是庄子的君王南面之术，或者说是他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庄子的主张与儒、法、墨诸家完全不同，师承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庄子的精神状态经历了一个由希望到失望以至苦闷和悲愤的过程，然后再由苦闷、悲愤寻求解脱，使自己的心理得到平衡和宁静，而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