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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缩短工业战线。对那些缺乏原材料、肖耗高、质量低、经济效果差的
工业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经过调整，全国工业企业数由1959
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了38％。还降低了大多数
重工业的生产指标。与1960年相比，1962年重工业产值下降了58。6％，它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52。1％降为32。3％。与此同时，精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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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动员回农村。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压缩
了2600万人。
经过全国人民不到两年的努力，经济调整取得较明显的效果，整个国民
经济开始扭转了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2年与1961年相比，
农业总产值增长6。2％，粮食增产250亿斤，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工业生
产形势也开始好转，特别是轻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
重，由1960年的33。4％提高到1962年的47。2％。1962年财政收支平衡，
结余8。3亿元；货币流通量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上年水平相当的情况下，
减少了15％。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也开始略有改善。1962
年同1960年相比，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从1963
年起，又用三年时间，继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到 1965
年，经济调整的任务已胜利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以及
主要产品产量都大大超过了1957年，其中不少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历史最
高水平。1963—1965年，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7
％和15。5％。
（4）十年动乱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
1966年，正当中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
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
使中国经济遭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性破坏和损失。
①在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的泛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一直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始终，这个口号一方面严重冲击甚至代替了经济
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另一方面又作为经济建设和企业工作的纲领。通过所谓
的“革命大批判”否定正确的经济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理论观点，造成经
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上的严重混乱。一是批判和否定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
政策。如把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
业，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在局部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批判为“刮
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并鼓吹搞所有制的穷过渡；把坚持社会主义
的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腐蚀工人阶级”，是“产生贫富悬
殊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把国家必要的宏观控制批判为“条条专政”。
二是批判和否定合理的经济管理的规章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特别是在经济调整时期，党和政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农业、工业、
商业、教育、科技等方面制订了许多较合理的规章制度，然而在“文化大革
命”中却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否定。如1961年中
共中央颁布的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
该条例提出有关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指导原则以及各项规章制度，在实践中
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被批判和否定了。三是批判和否定有关正确的经济理
论观点。如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必须坚持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原
则。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以及受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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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著作中某些观点和设想的束缚，把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作为必须限制的
“资产阶级权利”而加以否定。
②经济组织体系陷入严重瘫痪的状态。1966年下半年，当时的动乱主要
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尚未被打乱。然而，在1966
年底这场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特别是在“全面夺权”中，经济工
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
控。如作为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于受政治动
乱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机构就被打乱，工作基本陷于停顿。1967
年和1968年甚至没有编制年度计划。1968年12月成立了一个仅十几个人组
成的业务班子，并规定原国家计委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搞所谓“斗、批、改”。
1970年6月，又决定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办公
室、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委员会、劳动部、物资部、地质部、中央安置办
公室等9个单位合并，成立“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全部编制为610人，
仅占原有编制的11。6％。
③动乱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国民经济
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10年动乱中，中国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
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一，中国经济曾几次大幅度下降。第一次是1967和1968年的经济倒
退。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比1967年再下降
4。2％。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66年分别下降了13。4％和13。3
％，国家财政收入下降了27％。第二次是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导致这一年经济停滞不
前，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比1973年仅增长1。4％和1。1％，而财政
收入下降8。4％。第三次是1975年底开展所谓“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
使1976年经济又呈现混乱状态。1976年同197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仅增
长1。7％，而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则分别下降2。7％和8。5％。①
第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第四
个五年计划纲要 （1971—1975年）规定了各项高指标，1970年之后又重新
出现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国力可能的倾向，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 1969
年的23。2％急剧上升到1970年的32。9％，1971年再上升到34。1％，以后
一直维持在31％以上，1970—1976年年均积累率为32。6％。高积累是靠压
缩人民的消费达到的。其次是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在投
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三五”计划为54。5％，“四五”计划为52。1
②
％，比“一五”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时期尚分别高15。8％和13。4％。此外，
①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7 页。
②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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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内地、沿海工业和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过分强调战备和内地
建设，使“三五”、“四五”计划中内地建设投资比例分别高达66。8％和
53。5％，并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从而浪费了大量资金。
第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降。国民收入总额在10年中有一定增加，
但主要是靠外延生产方式达到的。从经济效益看，不是提高，而是下降。1976
年，全国约有1/3以上的企业亏损。国家财政1967—1976年连年发生赤字，
财政赤字累计达65。1亿元。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5—1975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
6％。10年中，人民吃穿的消费水平踏步不前，甚至下降。1976年同 1966
年相比，粮食从每人消费190。5公斤提高到191。5公斤，仅提高0。5％，低
于1952年的水平；食用植物油从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