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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历史环节。对于他，巴黎有着双重意义，它既是以往行程自然而然的延伸，又是未来跋涉的一个有着全新意义的起点。
在巴黎，他直接以无政府主义革命青年的身份，投身于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声援即将被美国政府执行死刑的两位意大利同志的活动，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一位真正具有国际性的革命者；在巴黎，他开始了小说处女作《灭亡》的写作，一个热心社会革命行动的青年，无意之中又扮演一个被热情燃烧和推动的文学家角色，从此未来的行程彻底改变，一切的苦衷、矛盾、悲哀乃至辉煌也由此而决定；在巴黎，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笔名——巴金，一个总是让人想到无政府主义先知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名字，让他烦恼让他忧……
走来时，这个中国青年叫李尧棠（字芾甘）；离开时，他有了一个笔名：巴金。以后的岁月里，“李尧棠”和“李芾甘”渐渐淡出，为人熟知的是“巴金”。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从二十世纪走进二十一世纪，然后又走到百岁华诞。
看那少年浪漫时
到巴黎去，并非巴金心血来潮的决定。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出国求学，而是他的思想之路的必然。
从在五四运动期间开始阅读新报刊，并很快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那时起，巴金仿佛就注定要走出来，要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一分子——虽然这个革命渐渐被人淡忘，因时代变迁而越来越不被人理解甚至误解。但对于他，那却是决定命运的关键环节。
自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法国特别是巴黎，几乎成了所有流亡者的避难所和精神家园。大革命的传统和自由、平等的理想，使这个国度敞开胸怀热情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流亡的列宁、托洛斯基来到过；布尔什维克时代的苏联，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来到过。巴金自己便说过，他在巴黎时，就曾和不少来自苏联、波兰等国的流亡者见过面。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法国也成了中国许多渴望接受新思想的年轻人前往的首选地。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一大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曾是到法国及周边国家勤工俭学大军中的一员。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接受革命思想，进而成为了政治活动家。巴金的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中国同志，也在他之前来到巴黎。
现在，巴金也来了，在远涉重洋来到巴黎寻求新思想的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之中，又多了一位将在历史上大笔书写的青年。
1927年1月15日，巴金和朋友卫惠林一起登上前往法国的邮船离开上海。此时，他过完二十三岁的生日还不到两个月，但他决不是那种只是渴望远涉重洋去留学的莘莘学子，更不是仅仅满怀闲情逸致而好奇地去漫游世界的富家子弟。二十三岁，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不少年轻人告别大学走上社会的年龄。可是，当年的巴金却不。从十五六岁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到二十三岁过后前往巴黎，他已经在社会革命运动中摸爬滚打了六七年。办过多种政治刊物，写过许多诗文，翻译过不少著作，无论思想上还是行为上，他俨然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将了。
关于少年时代如何接受到五四时代的影响，特别是如何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巴金有过许多回忆。他所描述的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他所渲染的早年的浪漫和陶醉，常常让我对他所经历的历史场景充满想像。
从巴金的回忆中我们得知，被克鲁泡特金点燃热情的少年巴金，曾和朋友们一起一个字一个字抄写《夜未央》剧本，他们甚至排演过。与此同时，他还读到了俄罗斯女革命家、流亡西欧的高德曼的文章。巴金这样回忆过：“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着她的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个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然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
这是俄罗斯精神、俄罗斯文学的魅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许多青年都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出发，从俄国历史与文学中汲取力量。巴金也不例外，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从最初接触《告少年》和《夜未央》那时起，反映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民粹派运动、民意党人反对沙皇斗争事迹的传记和创作，都曾深深吸引了他。
巴金的精神之旅，从十五岁那年起，就以与世界性的思潮和外国革命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方式开始了。这是巴金独有的道路。我们看到，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及作家不同的是，少年的这一次亲密接触，竟会持久不变地影响巴金，进而塑造巴金。可以说，少年时的青春萌发，为他瞭望世界的窗户一旦打开，方向就不再改变。他的历史见识，他的精神成分的构成，乃至因此而酝酿的文学气质，从他站到这扇窗户面前那时起，就按照一条清晰可见的直线发展了。
真没有想到，少年的陶醉、少年的梦在巴金生命中竟会延续得那么长久。陈丹晨先生在描述巴金一生时，以“巴金的梦”作为传记的书名，的确非常贴切而具概括力。
当谈及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个历史事件，我倾向于相信，一次“偶然”所起的作用，常常会大于所谓的“必然”。对一个少年来说尤其如此。他对信仰的确定，他对某一事业的投入，有时恰恰会因一个生活细节而决定。在回望少年巴金的道路时，“写信”这一日常生活的举动，因某种偶然而具有了至为关键的意义。
巴金不善言辞，他更喜欢在信中与人交流。在去巴黎之前，巴金有过三次重要的通信，在他的一生中，具有特殊意义，值得细细解读。
1920年，十六岁的巴金在故乡成都家里写了他一生中的第一封信，收信人不是别人，而是《新青年》的编辑、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的陈独秀。
用巴金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写毕生中第一封信的。在阅读了《告少年》之后，他渴望有人帮助，渴望被燃烧起来的热情，会在他人引导下挥发出来。他按照《告少年》书中提到的上海新青年社的地址给编辑《新青年》的陈独秀写信。他后来回忆说：“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就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这是少年巴金与四川之外的世界的第一次联系。当他想到要写这封信并决定寄出时，就清楚地表明：从思想上讲，他希望有人指引；从性情上讲，他有一种闯天下的冲动。
陈独秀没有回信。或者他根本没有见到这封信，或者因忙于社会活动并筹建共产党，他已经顾不上一一答复众多来信了，更何况写信者是一位十几岁的四川少年。
可以想见巴金的失望。但不久后他写出了另一封信，收信人是成都出版的《半月》杂志的编辑。他阅读了1921年2月《半月》杂志刊登的《适社的意趣和大纲》，感到适社的宗旨与理想，与《告少年》昭示的未来相吻合。他去信表示希望参加。
这封信刚寄出，第二天《半月》的编辑就来看望巴金，欢迎他参加适社。他的到来，无疑给巴金带来了惊喜，这正是失望过一次的巴金此时最需要的理解。在思想尚未明晰、理想正待确定的时候，来自任何地方的理解和关爱，都会让一个少年感到兴奋，感到荣幸，进而全身心投入到所向往的事业之中。
《半月》编辑来访，这是巴金与社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有了这一接触，他才真正告别了一己的狭小天地，开始拥抱社会，拥抱世界。历史是很难假设的。譬如，如果陈独秀回了信，巴金是否会是另外一种发展？又譬如，如果《半月》编辑也没有答复，巴金是否会很快熄灭热情，然后，渐渐走回家门和书斋，如他的许多同辈一样，平淡地走下去？
在回望历史时，人们喜欢多作几个假设。虽然所有假设都不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过程，但类似的询问却可以增加历史追寻的意味，为人们的思考多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有的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