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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望历史时，人们喜欢多作几个假设。虽然所有假设都不可能改变业已形成的过程，但类似的询问却可以增加历史追寻的意味，为人们的思考多提供一些不同的角度。有的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不是某一个人乃至一篇文章、一封信可以决定的。但我却更看重一次偶然对一个少年道路的决定性影响。可以设想，如果陈独秀给期待中的巴金回信了，即便没有向他阐述思想，仅回信这一举动本身，就能深深感动他，进而服膺之。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并不乏见。
对一个少年来说，在确定人生目标和信仰时，事情有时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一封信，一次谈话，甚至一束目光，就能产生影响，并最终予以改变。巴金相继写出的两封信，得到两种不同的回应，而《半月》编辑的迅速来访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关切，首先就在心理上给予这个少年巨大的满足，感情的回报与共鸣，也就在更大程度上确立了彼此之间的信任。我便是这样理解巴金在随后的日子里，为何如此投入地参与这批社会青年的革命活动之中。
几年之后，巴金写出了又一封重要的信。时间：1925年年初；地点：南京。此时，巴金已过二十岁，离开成都也已有两年。这封信的行程很远，目的地是加拿大；收信人则是世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俄罗斯流亡者爱玛·高德曼（Emma
Goldman）女士。
暂时不能断定这是巴金第一封写至国外的信，但至少是第一次给一位心目中的外国英雄、世界性的人物直接写信。在此之前，就日本政府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借机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曾撰写过诗文予以声讨，实际上已加入到了国际性的政治活动之中，是世界性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分子。但主动给高德曼女士写信，才可以看做是他第一次与国际上的革命家直接取得联系，并可将之看做后来的法国之行顺理成章的铺垫。
与高德曼女士通信无疑令青年巴金激动。高德曼——早就熟悉的名字，他甚至将高德曼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说高德曼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这是至高的赞誉。
现在，在经历了数年的社会活动和求学过程之后，巴金给遥远的“精神上的母亲”写信了。向她倾诉心中的感激、景仰，向她描述一个中国青年献身理想的热情和决心。这封信迄今为止尚未被发现，希望它还躺在世界上某个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有一天某个研究者会意外发现。
让巴金感到激动的是，他在南京很快就收到了高德曼女士的亲笔回信。从此，他开始了与“精神上的母亲”长期的通信。十年后的1935年，在撰写回忆文章《信仰与活动》时，巴金用赞美的笔调描述了高德曼，并将高德曼给他的回信摘译了片段。从这些摘译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德曼对远在东方的这位年轻人充满着热情和关爱。
收到高德曼的第一封回信时，巴金已经选择了信仰，不再存在受此影响而决定未来道路的问题。更大程度上，这是崇拜者与偶像之间的直接交流，而这种联系，又进一步强化感情上的沟通，让青年巴金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从决定信仰那天起，巴金心中所系、所想，就是人类的大同。实际生活中，他所走的路也是在试图一步步通向世界，融入世界。从这一方面说，这次通信将巴金与国际联系得更紧密了。
两年后，巴金来到了巴黎。
巴金继续与高德曼通信，从她那里不断得到教诲和帮助。他还特地到巴黎郊区拜访了高德曼的丈夫、同是革命家的柏格曼。后来，对柏格曼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著述，巴金非常喜爱，曾翻译柏格曼的回忆录《狱中记》，并参照柏克曼的著述撰写了关于俄罗斯民主革命历史的著作。
拿起笔，融入世界的呐喊
在巴黎，渐渐向巴金走来的，是巴托罗米欧·凡宰特（Bartolomeo
Vanzetti）、费迪南多·萨珂（Ferdinando Sacco）的死。两个远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的死刑执行，以及围绕这一事件而掀起的全球性浪潮，根本改变了巴金的生活方式和道路。
巴金所说的“鱼贩子”是凡宰特，“鞋匠”是萨珂。
凡宰特和萨珂都是住在美国波士顿的意大利移民，他们主要从事劳工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1920年，无政府主义者萨尔塞多在美国被捕，凡、萨两人发起救援活动。5月3日萨尔塞多被处决后，抗议活动更为激烈，凡、萨二人也上了波士顿当局的“黑名单”。正在此时，马萨诸塞州一家鞋厂发生了杀害保安和会计的案件，警方遂将罪名强加在凡、萨二人身上，5月5日将他们逮捕入狱。由于案件明显存在漏洞，抗辩与申诉一直延续到1927年，长达七年之久。后来，真正的凶手落网，事实证明与凡、萨无关。尽管如此，1927年4月9日，马萨诸塞州法院仍将他们两人和凶手一起判处死刑，并将在同年7月10日执行。
不公正的判决一经公布，随即引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抗议。
身在巴黎的巴金，就在此时读到了凡宰特的自传。同一种信仰，同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本来就处在苦闷和忧郁之中的、有着敏感情绪的巴金，此刻为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凡宰特——这位被关押多年的“鱼贩子”的命运而忧虑。年轻的巴金也成了全世界声援活动的一员，他在巴黎的生活也因为参加这一声援活动而发生变化。
此时，他想到了伦敦的高德曼——他的“精神上的母亲”。他写信前去倾诉心中的痛苦。
除了高德曼的鼓励，巴金因身在巴黎，在这座城市过去发生过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冤屈者辩护的范例，对他显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譬如伏尔泰，譬如左拉。巴金自己后来说过，他对伏尔泰所知不多，“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
给凡宰特写信对巴金来说，是一件异常神圣的事，拿起笔的瞬间激动实不亚于当年在南京给高德曼写信：“我于是怀着一种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到耶路撒冷进香的耶教徒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静的房子里，用大张的信笺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写给那一个德含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凡宰特回信了！这无疑是巴金在巴黎遇到的最大惊奇和激动。读完凡宰特的信，巴金立即回信，他还随信附寄上自己的照片。随后，他拿出笔记本，写下此时的感受。这些日记，后来便成了《灭亡》中第十一章的片段。这一章叫做：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在巴黎，最初产生冲动用日记形式来写下文学片段，是在1927年4月。当时，传来了国内“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尽管在信仰与政治态度上巴金与共产党不同，但对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他表现出极大愤慨。这种愤慨不是出于信仰，主要是出于人道。巴金明确地说过：“我一生只帮助弱者。在国民党未得势以前，我不愿谩骂它（理论上的反对是可以的），在它成了升官发财的党以后的今日，我自己也已经在攻击它了。”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杂谈《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中，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观点：“在主义上他虽是我的敌人；在行为上，我对于他却是极其钦佩。我确实恭敬他像一个近代的伟大殉道者。”
以这样一种方式，李大钊与那些巴金赞美过的法国、俄罗斯的英雄们一样，在他心中供奉的祭坛上有了光荣的位置。而现在，让巴金担忧的是，面临死亡威胁的凡宰特、萨珂，很可能又将走上“殉道”之路。
与初到巴黎时的那种寂寞、苦闷相比，凡宰特事件的出现使巴金的巴黎生活开始有了天天关注的具体内容。8月22日凡宰特和萨珂被送上了电椅。
现实的悲剧又一次给予巴金沉重打击。
此时的巴金已从巴黎搬到距巴黎一百多公里的小城沙多—吉里。在那里，他看到了巴黎《每日新闻》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巴金为之愤怒。他说他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写信，向各地的朋友倾吐心中的悲哀。他又拿出了笔记本写下此时此刻的感受。
从巴黎开始断断续续写出来的片段，后来串联起来，成了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