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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不早一点儿让我知道这些？”
“因为这还是纸上谈兵的事，成功的系数很小很小。”
“这是好事。为了这事，你更应该有几年的准备。”他说，“以后少唱京剧啥的，无论 是老戏和样板戏，都帮不上你的忙。统计室有笔有纸，常画画写写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业 务。”
“谢谢陈指导员。”
“你放心，只要上边有令，中队绝不拦你。”
当天晚上，我去给中队呈送报表的时候，特意把我与省作协段杏绵等同志的通信，带给 了陈大琪。他看完通信之后，咧俊他那厚厚的嘴唇，笑眯眯地对我说道：“还算我有眼力， 当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国家还用得着。人家的信写得很诚恳，只要是省局松松口， 你还是有希望走的— 为这，你也要早做准备。咱也不帧为了个甚，见到有用之才，窝在这 伍姓湖里，就心里不是滋味。对张沪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也是我同意了的。对你也是一样， 上边有话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绵大姐的信交还给我，问我这儿有什么书，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 戈里的两本书了。他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小说之类的，特别是我写的书。我告诉他，我的 三本著作，都因为张沪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对外国的小说，没有多少兴趣，我便没 有任何一本书给他看了。
当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 从表面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流露出 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他的内心却深谙 政治— 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 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 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当邓小平复出时，我曾在内心为之振奋— 尽管在五七年反右时，他 是中央反右领导人之一，但是历经“文革”的磨难，我想邓总会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在五七年 的中箭落马而有所反思。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 堂。邓“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 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邓小 平再次打倒— 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是在于 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 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 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 不管是在劳改 农场呆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包括我早已死去了的文学 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 “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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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我是用薄薄的几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17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 进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 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 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 我，它不仅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 在劳改干部的调教和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 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们劳改成员，偶尔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 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那美神何 以会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 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吵长， 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 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上的地鹅。谁知，事与愿违。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 对这个外来的天鹅成员并不友好，它们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 食，直到绝食饿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 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收养人，黄只好将其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 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 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80年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最 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 示他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 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披露。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 到《收获）上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 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说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 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 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 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 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 队汇报。
伍姓湖学大寨学得干了底儿，但是那口井的水，却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劳改成员们还 没起炕时，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边伏下身子，把井水离井口的高度记录在案；晚上，我手 拿着一只电筒，再重复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后，我要到陈大琪屋子里去当面报告水 情。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在屋内坐下，并关上了屋门对我说：“你看，是不是要发生地 震？”
我说：“水位没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并没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担忧。
我最初以为他说的是别的地方要发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饱含着惊恐的样子，我立刻意识 到了这是一句隐语——它一语双关，随便别人作出什么解释。当时正是“四人帮”登基夺权 到了急不可耐的时刻，这句话的政治含量，显然是超常沉重的。我惊愕地低下头来，一方面 对陈大琪忧国忧民的心肠，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错误地领会了他话中的意思，回答 他的话时出什么问题。思索再三，我说：“地火岩浆形成气候，别的……别的……地震，也 可能发生。”
说完这句话，我不敢再在屋内多留，匆匆走出他的办公室。待回到窑洞内，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