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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人学的特征有如下几点：一是西学与国学结合。无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都既有深厚的国学渊源，又有良好的西学根底，这便使他们的人论体现出中西结合的特征。康有为将“仁”与“博爱”结合起来，谭嗣同将“两利”与“相仁”、“性善”与“情善”结合起来，严复、梁启超将利己与利群结合起来，都体现了这一特色。这与后来五四时期一味用西学替代国学、打倒孔家店判然有别。二是旧瓶装新酒。由于他们用西学阐释国学概念，就使传统的国学概念具有了新的内容，如康有为、谭嗣同所阐释的孔子的“仁”，康有为、孙中山所说的“大同世界”就是例子。三是人学热点。这个时期的人学集中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首先是人性问题。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康有为），人是社会性、互助性的动物（梁启超、孙中山）；人性是意识与欲望、社会性（群体性）与生物性的统一；人性平等；人性无所谓善恶；求乐去苦是人的根本属性。其次是人道主义。为人之道在顺人性。人性求乐去苦，所以人道在“因人情之乐而乐之”。再次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中心是独立、自由、自利，而自己要独立，也必须尊重别人的独立，否则就成了独裁，自己要自由，也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否则就成了专制，自己要获利，也必须尊重别人的利益，否则就成了自私，于是，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人人为我与我为人人就这样走到了统一。复次是自由问题。这不仅包括获利求乐的自由，还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即既包括个人自由，又包括团体自由。比较而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人论比较成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论具有较多的矛盾和偏激之处（如章炳麟偏重人的个体性，孙中山、蔡元培偏重人的群体性、互助性，孙中山甚至以人的生物属性为恶，并将人道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等等）。
七、 现代人学：启蒙与救亡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序幕，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反封建的使命是启蒙，反帝的使命是救亡。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固有的封建统治者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共同压迫中国人民，这便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与反封建相一致的基础。同时，不应讳言，反封建的启蒙与反帝的救亡又有一定的内在矛盾。由五四发端的现代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所运用的思想武器，是此前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已经借鉴、弘扬过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个人主义。而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义愤和由帝国主义入侵引发的爱国救亡运动则往往导致国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也把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民主启蒙观念一道排斥掉。因此，中国现代人学史便交织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有时启蒙压倒救亡，有时救亡压倒启蒙，开始两者还统一得比较好，后来两者便处于一种割裂状态。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而且是一场民主启蒙运动，并且它一开始是以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的面目出现的。这场中国人学史上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继承明清启蒙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并且在批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如果说明清启蒙思想家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对传统人学中一些合理的成分还有所保存和吸收，那么，五四启蒙思想家则全盘否定传统，对包含许多民主思想的孔子学说一概打倒。由此所产生的思想真空由什么来填补呢？那就是全盘西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而这些思想恰恰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译介、发挥过的，所以五四启蒙思想家在思想上与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有着更多的传承、相似之处。同时，五四启蒙思想家又受到二十世纪初西方思潮，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从而在借鉴中形成了时代特色。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启蒙这点上是一致的，但在运用的批判武器上则有所不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他运用资产阶级“个人本位主义”、“新道德”来批判古代封建社会的“奴隶道德”，改造奴性十足的“国民性”。他的“个人本位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个人主义”，这使他很快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不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然而即便他成为共产主义者后，也没有放弃资产阶级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他制订的北伐路线遭到失败、未担任总书记职务乃至党籍被开除后，他对自己确定的大革命路线也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