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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思，同时，人的无知本性又具有无不知的无上智慧（般若）和认识功能，惟有它才能认知万物“毕竟空”的本质。众生平等，人人都有善良的佛性，哪怕是再坏的人（“一阐提”），只要他从此以后依法修行，也可达到佛的境地。
四、 唐宋至明初：前行与回还
中国人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各种人学思想的形态都齐备了。唐宋至明初，中国人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前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回归前人思想的复古特色。如韩愈的性情三品说、李翱的性善情恶论、二程的性善欲恶论、朱熹的人兼善恶和理欲对立论都不外是汉代儒家人论的重复，陆九渊的良心固有说和私欲为恶论是孟子性善论和汉儒欲恶论的改造，李觏的尊欲尚利说和富国论、王安石的“因民所利而利之”、张载的“为政者在足乎民”、叶适的“养民”说、陈亮的“公赏罚以复人性”等等，则是先秦法家人论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人学在复古中也有些变化。如朱熹认为人性兼有善恶，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人欲有善有恶，不可一概去除。王安石提出“人性无善无恶”，公然为肯定人欲张目。李觏肯定利欲与仁义的统一，提出“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张载提出“情未必恶，欲乌可灭？”叶适提出“崇义以养利”。陈亮指出“道在事中”，欲理统一。这些不仅与认为欲恶的韩非判然有别，也与未对人欲作出道德评价的管仲不一样。它直接开启了明代中期以后的启蒙主义人学思潮。这时期的道教人学中主张“抑情欲”以致长生，表现出与前期道教导欲以养生的不同看法。成玄英提出的“人分三等”，吴筠提出的“人分三类”、阳善阴恶，体现了董仲舒人学对道教的影响。成玄英提出的“重玄之道”，体现了佛教双遣双非的人生观和方法论对道教的渗透。在这时期的佛教人学中，禅宗的“心性本觉”论、天台宗的“性兼善恶”说、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宗派“亦僧亦俗”的行为准则，以及净土宗的“西方极乐世界”、华严宗的“莲花藏世界”等人生理想，都给佛教人学带来了新气象。
五、 明中期至鸦片战争：启蒙与反叛
经过唐宋至明初的调整，从明中叶开始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学走向了反叛传统的启蒙主义时期。这个传统，不是先秦诸子的比较务实的人学传统，而是由唐宋韩愈、李翱、二程、朱熹、陆九渊所绍介的汉儒偏离现实的人学传统。正是它的荒谬性，为物极必反、走向反叛奠定了批判对象。而宋代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所继承和发展的先秦法家人学中比较合理的功利主义一面，则为明中期以后中国人学第一次启蒙主义思潮的来临积累了思想资源。这一思潮出现的标志，可推王守仁。王守仁虽然和陆九渊一样强调理欲对立和人性本善，但他提出的“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高扬了个体的能动性和道德自主性。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以六经为行为标准，而以“吾心”为行为准则的离经叛道之论。王守仁的这一人生观，被他的学生王畿、王艮大力发挥。比较而言，王畿与他的老师更相像一些，保守与开放同时并存。一方面他强调理欲对立，“无欲为主”，另一方面又高扬人的个体道德自主性，主张“纵横操纵，无不由我”。王艮则离他的老师更远一些。他抓住老师开放的一面，将老师的“良知为天生”改造为“天生即良知”，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即道”，填平了欲与理之间的鸿沟，同时提出个人主义的“保身”说和世俗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王守仁及其弟子的异端倾向好比走向反叛的导火索，引发了明清尊情尚欲的启蒙思想的“千树万树梨花开”。罗顺钦提出“人欲盖有当然不可易者”；王廷相肯定“饮食男女人所同欲”；李贽肯定“人必有私”，“圣人有私”，提出“勿高视圣人”，“圣人与凡人一”，勿轻视妇人，男女性一的平等人性论，主张崇尚自我，率性而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顺其性而不拂其能”；黄宗羲承认人性“自私自利”，肯定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对剥夺天下人私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君主专制发出了空前尖锐的控诉，指出那些“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以奉其一人之乐的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者”；陈确提出“天理正从人欲中见”；顾炎武肯定“人情怀私”，要求“利民富民”，并从“利民”的角度提出“均贫富”，主张言论自由，所谓“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王夫之认为“理在欲中”，“天理与人欲同行”，主张“尊性达情”，确保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反对君主挟天下之公为一姓之私；唐甄主张人性平等，尊欲富民，认为“立国为富”，而“帝王皆贼”，所以“乱天下者惟君”；颜元、李恭主张义利统一，“利济苍生”，肯定男女之欲为“人之真情至性”；戴震认为“理存乎欲”，主张“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批判“后儒以理杀人”；龚自珍为了肯定“人情怀私”，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要求尊情尚欲，“定民生均贫富”；魏源认为“是非与利害一”，主张“仁利天下”……如此等等，汇成了一连串振聋发聩的巨响，闪现出耀眼的思想光辉，形成了中国人学史上第一次启蒙主义浪潮。这个浪潮的声势是如此巨大，以至其他的一切声音（如正统的声音，佛、道的声音）都被淹没了，可以忽略不计。这股浪潮的主声浪有这么几个：一是“尊情尚欲”。强调情欲是人天生的、客观存在的本性，欲与理、情与礼、利与义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的，义理应当是实现情欲的合理规范，而不应当是扼杀情欲的软刀子，应当将人的情欲从封建义理的禁锢、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二是“公私之辩”。强调“人情怀私”，肯定人的个人利益存在的权利，指出“天下之大公”实际上就是天下每个人利益都能实现的“天下之大私”，反对损害别人私利、特别是“天下之大私”的极端自私行为。三是“利民富民”。既然人情怀私，人生有欲，治理天下者就应当顺性而为，使天下之欲无不遂，天下之情无不达，达到“利民富民”，天下大治。四是“君主论”。从汉儒至宋儒，无不为美化君主专制服务。明清启蒙思想家则截然相反，其“君主论”的批判矛头直指专制君主。其批判的理由是，既然人生而有私有欲，每一个人的私利情欲都有满足和存在的权利，天下大治的根本在天下之人饮食之欲遂而儿女之情达，那么，专制君主剥夺天下之大公以奉一人之大私的极端自私行为必然是造成祸民殃国、天下大乱的罪魁元凶，所以，“凡帝王者皆贼”，“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五是平等思想。这包括两方面：一是人性平等。不仅凡圣平等，而且男女平等、人君平等（唐甄：“天子皆人”），在具有情欲、自私的人性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二是利益平等。利益不平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造成天下不稳定的根源。为确保天下安定，统治者必须“均贫富”，否则，利益不平等积累到一定程度，要求重新划分财富所有权的起义就不可避免。明清启蒙主义人学与先秦诸子人学遥相呼应，是中国人学在独立自主发展历程中出现的光芒四射的双子星座，它对先秦人学中的合理成分（如共同人性论、性无善恶论、人欲合理论、因性治民论、富民立国论、人我统一论）加以吸收，又扬弃了其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如荀子的欲恶论、韩非的私恶论、孟子的道德意识固有论），在对传统（汉儒、宋儒）人学理论和现实人学问题的批判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六、 近代人学：借鉴与革新
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中国人学，继承明清启蒙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叛特色，继续对传统人学中的荒谬之处展开批判；同时，这种批判又是在对西方资产阶级人学思想的借鉴中进行的，从而显示出这段时期人学思想革故鼎新的时代特色。无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人学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学，都显示了这一特色。康有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学说，称：“人道者依人以为道”，“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人的本性本无不同，“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