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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期，诞生了原始道教，与此相应，记载原始道教思想的《太平经》也出现了。《太平经》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化合而生的，人“有气则生”，“失气则死”；“有气则有神，气绝则神亡”。这体现了道教人学的特色。同时它又认为，阳善阴恶，人性“半善半恶”，“上善之人无一恶”，“帝气十十皆善”，人“种善得善，种恶得恶”，体现了董仲舒人学思想的影响。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东汉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包含佛教的原始教义。佛学的本质是人生哲学，它认为人的本质是虚幻，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痛苦的解脱之道是寂灭，由此奠定了佛教人学的基本要义。
两汉在先秦诸子人学的基础上为中国人学园地增添了许多新的品种，同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人学渗透到整个汉代人论中，使两汉人学呈现出迂阔悖谬的特色。什么“阳善阴恶”，什么“性善情恶”，什么“性三品”、“天下有三门”，什么帝王之气“十十皆善”，都是违背实情的荒谬不经之论。这里，功利的需要抹杀了实际的考察。
三、 魏晋南北朝：增益与深化
魏晋南北朝承接两汉余绪，增添了新的人学品种，这就是儒道合一的特殊品种——玄学的人论和列子纵欲主义的人论；同时，又在道教、佛教人学方面有所深化。比较而言，这一时期儒学的一统天下打破了，思想的禁锢松动了，中国文化第一次与外来佛教文化大交流，人学思想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玄学的人论，前后有一个发展过程，人学思想也不完全一样。早期的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其中王弼尤其值得注意。他高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秉承老庄学说，以无知为真、无为为善，对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了彻底的否定，要求以自然适性为人生行为准则；同时又改造了老庄的人性论，认为喜怒哀乐是人人都具有的人之常情，针对何晏脱胎于“性三品”提出的“圣人无情”论，明确提出圣人“同于人者五情也”，“茂于人者神明也”，“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这是对董仲舒以来流行的“性三品”论的有力拨正。阮籍、嵇康是中期玄学的代表。一方面，他们像王弼一样，秉承老庄的道德论和养生论，批判名教道德，主张顺应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反对嗜欲纵欲，告诫人们“欲胜则身枯”；另一方面，他们又改造了老庄的人性论，指出人性并不是无欲的，“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从欲则得自然”，按照“自然”的原则行事，就应当顺从人的天赋欲望，既不放纵（“引”）它，也不压制（“抑”）它。在自然适性、无视世俗道德是非的行为践履中，他们提出了“大人”、“至人”的人生理想。向秀、郭象是后期玄学的代表。他们吸收嵇康适性顺欲的观点，认为“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老，皆生于自然”，要求人们“率性而动”；同时，一反王弼、阮籍、嵇康对儒家道德的批判，公然指出“仁义自是人之情性”，“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人们用儒家道德约束自然人性，“动不过分”，不要“以欲恶荡真”，“以无涯（纵欲）伤性”。要之，适性、顺情而不纵欲，是玄学人论的一以贯之的追求。这当中有许多合理的价值成分。
从先秦诸子人学到两汉人学，再到玄学人论，对人欲都不主张一味放纵，但到晋末产生的《列子》中则发生了变化。《列子》，晋人所造伪书，东晋张湛作注后始传于世。《列子》的人学思想，是《庄子》的延伸和改造。庄子强调逍遥适性，由于他认为人性无欲，所以适性并未走向纵欲，相反还走向禁欲主义。《列子》则不同。它一方面继承庄子适性的人生主张，另一方面受玄学和时代风气影响，认为人欲是人性的一部分，于是适性就走向了纵欲主义。《列子》中的《杨朱》篇说：“养生”之道就是要“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肆欲而不壅欲，“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不要问什么是非道德，也不要问什么寿命长短，因为“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既然都免不了一死，何不抓紧有限的生命好好享乐一番呢？死了以后，好名声又有什么用？晋代，上层统治者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下层百姓苦于战乱，朝不保夕，加之佛教的传入，使人加剧了生命无常、人生空幻的认识，于是及时行乐、不论是非的纵欲主义成为一种时代风潮。《列子》纵欲主义的人生观正是这种时代风潮的反映。纵欲主义既有人性解放的反封建意义，也有把人沦为动物的负面效应。我们既不能因为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能因为前者无视后者。
汉代道教刚刚诞生，其思想形态还比较粗疏，《太平经》的人学思想搀和了很多董仲舒的东西，具有自身特色的道教人学并没有形成。魏晋南北朝则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道教人学，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寇谦之，一个个道教理论家在阐述道教教义的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的人学思想，奠定了道教人学作为长生人学的基本特色。道教的人生理想是长生不老。道教认为通过人的形、神两方面的修炼，长生不老的理想便可以达到。形体的修炼途径，包括炼丹、食药、辟谷、保精、泄欲、导引（体操）等，心神的修炼方法，包括斋戒、坐忘、虚静、食气等。这种修炼途径体现了道教的如下长生思想：人只要吃了具有长久属性的物质（如元气、汞丹），物质的这种长久属性就会移入体内，使人长生不老。道教人学比较简单，以后的道教人论说来说去，都不出这范畴。
魏晋南北朝，中国佛教界流行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学说，出现了以“六家七宗”和《肇论》为代表的般若空论思潮及以慧远的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跟道生的涅槃佛性论为代表的大乘有论思潮。中国佛教人学在人之真幻、人之形神、人之知性、人之善恶等方面作出了进一步深刻的论述。小乘佛教只认识到人生的空，而没有认识到人生的有，因而它对人生真谛的认识还不算“第一义谛”。大乘佛教既从因缘说人之不有（空），又从因缘说人之不无（有），人就成了“幻化人”与“非幻化人”的统一体入手，因而确立了佛教对人的此生依旧有是非善恶的行为准则。人的形体是有限的，但神灵却是不灭的，所以，前世作业，今世受报，今世作业，来世受报，人的所作所为，不可不谨慎。人性的本体是无知的，因此，动思动念就违背人性，人性修养应当虚静无思，同时，人的无知本性又具有无不知的无上智慧（般若）和认识功能，惟有它才能认知万物“毕竟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