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如果说儒家人学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墨家人学则是为下层群众着想的。由此出发，墨子提出“尚贤事能”的人才论。墨子认为，人性并不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上层统治者也可能有“不肖”之处，下层的“农与工肆之人”也可能有“贤能”之处，因此，“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应选贤与能，使才德之士上，不肖者下。人都有“喜利恶害”的本性。墨子并不反对个人的私利，但反对“亏人”的“自利”。由此他提出“爱利万民”、确保全社会每一个人利益的“公利”标准，对统治者只顾自己奢侈享乐、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极端利己行为发出了尖锐的批判。与“公利”相应，他提出“兼爱”原则。其内涵即“不辟（避）亲疏”，“爱无差等”，“人与人相爱”。“兼爱”是实现“公利”的心理前提。“公利”也好，“兼爱”也好，都不是与“自利”、“私爱”矛盾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实现“自利”、“私爱”的前提：“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只有先“爱利人之亲（血亲）”，然后别人才能“报我以爱利吾之亲”。
法家与儒家一样同为统治者服务，但其人学主张却不相同。比较而言，法家人学更客观、更合实情些。管仲认为，人性莫不“就利避害”，英明的统治者应顺从人性，“欲利者利之”，使民富而国安。由此他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道德建设必以物质建设为基础。于是，善就不再是与利欲对立的东西，而存在于利欲的实现之中了：“善者势（执）利之所在。”当然善又不等于利欲横流，而是在民富国安范围内的人欲活动，所以管仲又主张对人欲加以节制，使欲不失度。此外，好荣恶辱、喜贵恶贱也是人的自然心理，管仲也主张顺应民心，“论才量能”，惟才是举，“欲贵者贵之”，“欲勇者勇之”，“欲知（智）者知之”，在全社会造成一种鼓励贤能的“树人”风气。韩非继承了管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的思想，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好利恶害”，“喜利畏罪”，“喜贵恶贱”，“人莫不然”。“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利者所以“得民”，威者所以“禁暴”，名者所以“劝善”。人都有“自为心”，为了君主的“公利”，韩非又主张“去”人臣之“私心”，暴露了其学说的矛盾性。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素被视为“杂家”著作，其实列入法家为宜。他认为治国之道，在“顺民之心”，“因民之欲”，“利于性者取之，害于性者舍之”。“不论人之性，不反（返）人之情”，是“乱国”之本。“人之情”除“欲利恶害”外，还有“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种形态。顺民之性，就是要根据人性中的“欲”、“恶”两种倾向设立“赏罚”机制，推行“德政”与“法治”，奖善而抑恶。
与上述诸家入世的人学迥异其趣，道家的人学是出世的人学。有感于那个时代的战争频仍、生命易逝，老庄以出世的方式避害全生，提出了其实并不自然的自然主义人学主张。老庄认为，自然人性应当像人所由派生的大自然那样，是无心无识、无情无欲的。善恶、是非、美丑、好恶、利害等观念和情感，都是自然人性的丧失。人性的修养应当是去智去欲，返璞归真，复性之初，回复到木头、土块那样的自然无意识状态。人生的活动应当忘记一切善恶、是非、美丑、利害观念，无意识地听凭自然去行事。国君治人也不必动什么脑筋，应放任自流，无为而治。你愈是没有私念，就愈能获得个人利益（“圣人以其无私成其私”）。生死也不要当回事，既然人性是无意识的，所以应当不为活着而高兴，不为死亡而悲伤。其实，自然人性并不是无情无识的。老庄之所以否定人的感觉和思维特性，只不过是要为他的人生哲学提供依据。
春秋战国时政治宽松，思想自由，人们较少成见，诸子学说尽管各有特性，但都以现实分析为立论的根基，所以先秦人学除了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点外，还呈现出比较务实的特点。无论孟子的“性善”（孔子曾说过“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有差等人性论之嫌，不过他又说过“性相近，习相远”，有共同人性论的倾向），还是荀子的“性恶”，无论法家、墨家的人性莫不好利恶害、好贵恶贱，还是道家的人性自然无意识，都是作为对每一个人都适用的共同人性而言的，不像后来的汉人那样，为了某种实用需求，不顾事实硬性将人性分成上、中、下三等。如管仲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吕氏春秋》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荀子说：“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论性恶，“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若论性善，“涂之人可以为禹”。这种共同人性论体现了人性平等的思想，尤为可贵。其次，尽管人的自然欲望不那么讨人喜欢，甚至会给社会带来种种麻烦，但除道家外，儒、墨、法诸家都不否定人欲的存在，而且承认人们追求它的合理性，所谓“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厌恶之恶），人弗得不辟”（《吕氏春秋》）。如孔子虽然抬高人的道德属性，抑制人的生物属性，但他并不反对在符合道德的标准下追求人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荀子虽然认为人欲是恶，但同时又说：“欲不可去，求可节也。”“礼者，养也”，“礼……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法家主张因人欲而治天下，甚至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吕氏春秋》），即人之欲多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并由此提出“富民”和言论自由（子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的主张。再次，在利人与利己的关系上，儒、墨、道诸家均主张两者统一而不废一端，在利人中实现利己。如此等等。这些思想，切实可行，与汉代的迂腐玄虚恰成鲜明对照，不仅在当时，直至现在也非常具有警醒意义。
二、 两汉人学：拓展与悖谬
先秦诸子为汉人提供了丰富的人学品种，但汉人并没有就此裹足不前，而是在先秦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增添了新的品种，出现了道儒合一的人学如《淮南子》，儒法合一的人学如王充、王符，天命化、神学化了的儒家人学如董仲舒、扬雄、《白虎通》，道教人学的芽胚如《太平经》，以及小乘佛教的人学。其中，儒家人学是主旋律。
汉初，《淮南子》一方面秉承道家，说“是非无定”，“死生一化”，“清静恬愉，人之性也”，一方面又说，“凡人之性，莫贵于仁”，从儒家的道德人性论出发批评“嗜欲”与“累情”，与道家的无情无欲论殊途同归。王充一方面用法家肯定人欲的思想批评道家的多欲伤生说，指出“人多情欲”反而长寿，“草木无欲，寿不逾岁”，“食饮之性”是人客观存在的基本属性，也是人道德属性赖以存在的基础，即“谷足食多，礼义心生”；另一方面又秉承董仲舒，认为人“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对人必须进行道德修养和礼义教化，进而化恶为善，并把礼义提到“国之所以存”的命脉的高度。王符将儒家的“爱民”与法家的“富民”统一起来，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并将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发展为“民贫则背善”、“富民乃可教”。针对董仲舒的“性三品”论，他提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在亲疏”，“贤愚在心，不在贵贱”，认为人的善恶并不是由出生的高低决定的。董仲舒作为汉代正统儒学的代表，为了美化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和封建等级制，杜撰了“天人感应”说，认为“仁”是“天心”，人受命于天，也禀有“仁义”，这正是人高于万物的地方：“物……莫能为仁义，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