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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中的孤独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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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在红楼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搬进了翠花胡同文科研究所内居住。翠花胡同在沙滩南面，与红楼只隔一条马路。翠花胡同名称虽然很美，却有着令人恐怖的历史。文科研究所所址，就是著名的“东厂”。明代大奸佞魏忠贤的特务机关就曾设在这里。当时这里面杀人如麻，不计其数。传说里面闹过鬼，一般人是不敢进去的。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当年正在念高中，曾在翠花胡同住过。他有一段回忆，不妨照录如下，读者从中可以得到一点感性认识：
解放前的文科研究所，就说1947—1948那会儿吧，一进门是一个小院，两厢相对的，一厢是中文系统的“语音乐律研究室”，那似乎是刘半农（夏）先生创办的，当对常住的是周燕孙（祖谟）先生。周先生除了自己的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外，似乎还在编研究所的刊物《国学季刊》。另一厢常驻的则是考古系统的宿季庚（白）先生。再往里还有几层院子，可就不敢进去了。据说那里原来是明朝东厂宦官审讯设私刑之处，弄死人是常事。还有过去那院子的房子里停满了棺材的传说。总之，是个阴气森森的地方，冤魂聚居之处。我生来胆子就小，经这种传说一吓唬，到现在也没敢进去过。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独自掌管好几层大院子，那就是季希逋（羡林）老师。
那时候季先生也就三十六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一些，不过三十岁上下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体态，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容。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位懂得极为深邃古奥的多种古代东方语言的大专家，胡适之校长特聘来的教授和系主任。于是我对知识分子名人崇拜的心理大大膨胀，看到季先生进出研究所，感到真是“从容出入，望若仙人”。我还觉得，位敢于单独住在那样一个深宅大院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定是参透了天人三界的人；一位甘愿在近似大庙荒斋之处生活的人，一定在寂静中追求什么，除了钻研学术，我想不出还有别的。
——《鲁殿灵光在，梵天寿量高》
其实，季羡林虽然一生研究佛学，但并不信鬼神。他多次声称，自己是一个俗人，七情六欲都有，感情极为丰富。他并没有参透天人三界，孤独寂寞倒是真的。
他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这又深又大的院子里，从外面进去，也要走好长时间，越走越静，连自己的脚步声听得清楚。最后，等到脚步声成了空谷足音的时候，他住的地方便到了。院子里早年的富贵气象早已成为陈迹，但是阴森凄凉的气氛却原封未动，再加上走廊上陈列的那些古代的石棺石椁，古代刻着篆字和隶书的石碑，仿佛进入了古墓。因为他住在这样恐怖的地方，平时来往颇多的朋友，也很少有人来访问。万一有事不得不来，也一定在大门口向工友打听再三，确认他在家，才有勇气走过深深的院子，来到他的屋子。季羡林这时期，不但居住环境幽僻，心情也是很寂寞的。他写道：
我是不是有寂寞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的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一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他偷偷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马缨花》
北大校内有可包饭的食堂，但是多数北大的老师和学生，是不吃包饭的，而是去学校附近的饭馆就餐。季羡林孤身一人，回家也没有饭吃，因而也就只好在学校附近的饭馆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了。他回忆道：
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铺，极为窄狭，只有四五张桌子。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的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年，而“土”性难改。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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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中的孤独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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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张中行》
中国自有大学教授这个职业，至今不过八九十年。在一般人眼里，大学教授地位高，工资高，架子大，属于高薪阶层，必定住小楼，吃山珍海味，出门坐汽车，家中有保姆伺候，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事实上，诚如季羡林所说，除了抗战前那段“黄金时期”，大学教授每月拿三四百大洋，生活颇为宽裕外，其他时期，都是属于低薪阶层，同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勉强糊口而已。解放后，中国的教授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对象，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至于“文革”期间的遭遇，已是众所周知，列为“臭老九”，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更无社会地位可言，遑论“架子”？中国教授史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1946年至1949年三年中，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透顶，处于崩溃的前夕。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从法币改为银元卷，又从银元卷改成金元卷，越改越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权夺利。国民党内各派系同样你争我夺打得不可开交。政坛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群魔乱舞，一片乌烟瘴气。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的工资，一小时候后，就能贬值。季羡林每逢领到工资，便赶紧去黑市换成银元或美元，才放心。要买东西时，再换成法币，不胜其烦。法币贬得一塌糊涂，有时买十斤粮食，要提着十斤重的纸币去才行。
国共两党的斗争，此时也进入白炽化阶段。一方面，在各个战场上，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进行着殊死搏斗；另方面，在国统区内，共产党开辟了又一条战线，即白区的地下斗争。北平城内，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与垂死挣扎的国民党政权斗争十分激烈。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国民党市党部经常到北大清华来抓人，或者纠集天桥流氓闯进校园捣乱威胁。学生们便用桌椅堵住校门、楼门，严阵以待，闹得校内人心惶惶。
季羡林当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是，他又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属于虽不热衷政治，但是对政治却十分关注的一类知识分子，是一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属于“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他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凡利国利民的，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