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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属于“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他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凡利国利民的，他都拥护，凡祸国殃民的，他都反对。国民党把国家搞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了，他自然反对，而且，他对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是一贯支持的。他自己在清华上学时，就曾参加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的请愿，也曾去农村宣传抗日的活动。因此，这一时期他是站在学生一边，反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我们可以从他当时发表的一篇时评《忠告民社党和青年党》中看出他的政治态度。这篇评论写于1948年5月9日，恰值日蚀，“太阳被罗睺吃进了一半，天地变色”。颇有象征意味。这是一篇学者式的时事评论，锋芒并不锐利，只是对民社党和青年党在“国大”竞选的种种丑态予以嘲讽而已。民社党和青年党本是国民党派系中的两个小党，是“国民党这位大老爷的两个姨太太”。但是由于不满自己在“国大”中分配的席位，而向国民党讨价还价，上演了一出出的闹剧，诸如“抬棺进会场，国大代表坐在棺上让美国记者照相，代表白天绝食夜里吃水果饼干，遗书要跳江却遛之乎也”等等。大概这些令人作呕的丑恶表演，让季羡林实在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提笔写了这篇杂评。文中虽未对政局作全面的评论，然而作者的爱憎和立场却是十分清楚的。文尾写道：
我对民社党和青年党从来没有怀过什么希望。倘若他自己对自己还怀着希望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走出国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门，走向民间去。
这篇文章是对他自谓“中间偏左的逍遥派”的最好注脚。不过，写这样直接批评某个政党的政治评论，在他一生中，是十分罕见的。
政局混乱，烽火遍地，物价飞涨，经济拮据，这已经使刚留学归来的季羡林感到惶惑不安；国内资料匮乏，研究工作无法继续，则是他心中的至痛，更兼妻子儿女远在济南老家，自己有家而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孤身一人住在枯井般的翠花胡同文学研究所内，终日形影相吊，寂寞之感时时袭上心头，这一切，使他内心感到万般痛楚与无奈。回想当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虽然有轰炸、饥饿和孤独的种种折磨，然而却有书可读，有文章可写。那种在饥肠辘辘中，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生活，对一个学者来说，总比终日无所事事混日子好得多。但是，人必须面对现实，既然自己选择了回国的道路，也就只好顺时应势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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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遇之恩，永生难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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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季羡林虽然感到万般无奈与寂寞，但是，在那“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日子里，也有令他愉快和欣慰的事。
一件事是他能够常常与恩师陈寅恪先生见面，聆听寅恪先生的指教，向寅恪先生请教学术方面的问题。这对季羡林来说，是莫大的幸事，也是他最愉快的时刻。
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10月，陈寅恪先生携妻女从南京北上，返回清华任教。当时季羡林住在城内，陈先生住在西郊清华园，相距甚远。即使在今天，从沙滩到清华园，乘公共汽车，也需要一个多小时，何况在当年。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全是农田，十分荒凉，有时半道还真有绿林好汉打劫的。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了。季羡林一得知陈先生返回清华的消息，立即前往清华园拜见陈先生。季羡林曾经写道：“有陈先生在，我是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
在三年内，季羡林多次到清华园去拜谒陈先生。季羡林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便到神甫的静修院（今车公庄市委党校）的地下室去买了栅栏红葡萄酒，带到清华园去。几瓶红葡萄酒，现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当年，却是非同小可的事。当季羡林把酒送到陈先生手中时，心里深感欣慰。
有一年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不少游人。季羡林与周一良、王永兴、汪海У瘸孪壬牡茏樱氤孪壬街猩焦吧突ㄉ⑿模玫匠孪壬挥ε担茏用谴笙补Ｔ谥猩焦袄唇裼晷俾苌畲Γ业揭桓霾枳溃茏用窃谝慌允坛孪壬凵妥咸伲帐只犊臁３孪壬笔币鸭附鳎淙恢荒苡坝按麓碌乜吹教俾芑ǖ淖仙酥录撸茏用翘感Ψ缟蠹揖』抖ⅰＵ庖彩悄歉瞿晖防铮鞠哿肿钣淇斓氖笨獭�
还有一件与陈先生有关的事，使季羡林终生难忘。
1947年冬，天气大寒，煤价猛涨，就连陈寅恪先生这位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学界泰斗，竟然也没有钱买煤取暖。季羡林得知此事后，立即报告了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胡适先生是最爱才的人。当年他推荐并无学历的王国维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诗曰：“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先生为安徽绩溪人——笔者注）指的就是这件事。这一回轮到胡适先生再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正是陈寅恪先生自己。胡适想赠送陈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先生的美元。于是胡适便责成季羡林来办理此事。季羡林乘胡适自己的汽车，到清华园新南院52号陈先生家，装了满满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两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然不算少，然而同书的价值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这批书实际带有捐赠性质。陈先生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令季羡林大为感动，对陈先生的人格更加崇敬。
在这三年中，季羡林与陈先生往来频繁。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的文章，乘到清华园晋见陈先生之便，向陈先生读了一遍。《浮屠与佛》主要探讨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问题。当时胡适与陈垣二位先生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似乎双都动了感情。因为佛教最初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而是通过中亚各国的媒介传入的。季羡林利用自己掌握吐火罗语的优势，解决了这一难题。陈先生听完后，大加赞赏，立即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该刊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季羡林的文章在该刊第二十本上发表后，“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季羡林的名字，遂为国内学人所知晓。当时远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吴宓先生在1948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曾记到此事：“晚读唐长孺携借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上册）完。三十七年七月出版。首为陈寅恪《元微之悼亡诗与艳诗笺证》。中有季羡林《浮屠与佛》，谓浮屠乃印度梵文Buddha之对音，汉时即入中国，且通用。其后佛之单音自中亚细亚诸国［吐火罗文B（较古）龟兹文Pud，吐火罗文A（较近）焉耆文Pat］译语传来，遂替代前名。实则此二字渊源不同，佛非佛陀之简省也。云云。”（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126页）可见季羡林此文影响之广，也可见由于陈寅恪先生的提携扶植，对季羡林在学术上的成功，起过多么重要的作用。
季羡林对陈师的恩情，一直铭记在心，不曾忘记。1995年，即陈寅恪先生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后二十五年，中山大学举办了“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详尽地阐述了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同年12月，他又写了《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文中写道：
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我要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斯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文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活，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