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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中，人们会问你，说你想发育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要做什么？我经常被别人问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人家是希望说，你要怎样建设，花多少钱。要求国家投入多少亿的资金什么的。后来我就想不对，我们不需要那个东西。因为我们讲市场的时候，我们是指一种机制，不是一个场所。不是我们去的农贸市场，去的某个商城，而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帮助你把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最合理最有效率的配置在不同的部门中。所以我们想说的呢，发育劳动力市场，首先要清除过去妨碍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制度障碍。而在所有的这些制度障碍中，我认为现在户籍制度是最大的一个障碍。但是比较庆幸的是，从去年开始，其实早就开始了，去年是一个比较光亮的一年，那么户籍制度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革。
那么我简单的概括这三种改革模式。一种是以小城镇，两万多个小城镇的改革方式为代表。它就是说，我不再要求什么条件了，很多很多条件都不要了。只要两点，你有稳定的收入，生活来源，有合法的住所，那么你就可以申请当地户口。那么第二种模式，是一些中等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他们取消了过去的限额制，说每年我只能进五万人等等这些没有了。只要符合我的某些条件，那么这些条件也大大放宽。比如说石家庄，它的条件最简单一个条件。你有两年以上的合同，劳动合同，一个民工也可以申请石家庄的户口。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第三种模式，是我们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特点是筑高门槛，开大城门。也算是一种改革，它为吸引人才开了一些绿灯。但是针对普通的劳动力和我们广大的流动大军来看，我认为门槛一筑高，城门必然开不大，所以它的改革还是非常的缓慢的。
那么再看看经济增长。因为我说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最终解决失业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我们最后能够把剩余劳动力吸收掉。那么我们过去二十年，经济增长靠什么？我们做了一个计量的模型，我们看从1978年到1998年，平均每年的GDP增长率是大概百分之九点几，这百分之九点几都靠什么推动？我们分解以后，我们发现有28％是物质资本，就是投钱、投资造成这种增长。那么劳动力数量，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贡献了24％。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教育水平的提高，贡献了24％。那么还有21％是靠劳动力从农业生产力低的部门，转到非农产业，生产力高的部门，就这个转移本身贡献了21％。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农村淤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不让他们进来。那么这种配置，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是无效率的，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有了这个东西，扭曲呢。你让他可以转移出来了以后，他自然就可以提高生产力，因此对经济增长作出了21％的贡献。那么还有3％，我们没法解释。那么没法解释，在经济学家来说，是叫生产力技术进步，改革的效果。其实在其它的方面，也有改革的效果，但是这个3％是纯粹的改革的效果。
那么我们看一看，今后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增长的潜力。我们知道，最近国际上有很多学者，甚至有些政府的在说，中国经济增长没有那么快。比较严肃的学者，就是说从你的GDP的数字上，他们提出了一些怀疑。但是呢，我们回答这些怀疑呢，我们可以一笔一笔地跟他去算帐，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想正面的看，说我们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的源泉是不是存在。如果说我们过去二十年的增长的源泉都有的话，今后不会枯竭的话，我们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就是继续可以持续下去。所以我们一条一条看。
过去二十年，是28％的贡献来自于物质资本的积累。那么我们现在看，我们的物质资本积累仍然在继续的大幅度的扩大，特别是自筹的这部分。就是说政府可能，要政府来投钱的部分越来越少，但是市场上企业家自己在筹资。那么这个比重越来越高，直到2000年没有任何减缓的趋势。那么物质资本，我想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再看劳动力数量，其实这个是最不用争议的。我们知道中国的问题就是人口非常多，劳动力非常多。直到2010年之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一直上升。那么到了2010年之后，这个比重不会再上升了，但是会在很高的水平上维持十年。所以到2020年之前，中国仍然是劳动力非常非常丰富的国家。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头疼，但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优势。所以劳动力资源，我们想像不到会有枯竭。
那么人力资本，我是指教育水平。其实呢，过去二十年，教育水平不断在提高。我们东部地区是在不断提高的，中部地区提高，其实在西部地区教育水平也仍然在提高。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中国的教育中，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中没有问题。我认为问题还很多，但是它的进步还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会在未来的几十年内，继续发挥作用。
那么还有一个刚才说了，我们有21％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转移，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今后还会不会转移？当然会转移。我们知道我们农村还有1。5亿到2亿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到2000年，农业的比重已经降到蓝色这么低了，但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还仍然是这么高。也就是说，比较多的人生产出比较少的GDP，还是扭曲的一种结果。所以还有转移的余地，所以还有提高生产力的余地。
那么刚才有一个3％，叫效率的贡献。我们知道过去二十年，对中国经济效率贡献最大的，应该说是非国有经济。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说，非国有经济如果继续扩大，我们的整体效率就会提高，那么我们看一看，这是我们计算的过去各个所有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工业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其它经济，就是典型的非公有经济，它的比重贡献越来越大。而且我们知道，最近这一两年，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开了绿灯。所以我们预期，非公有经济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我们就有了更多地提高效率的机会。因此我们看到，从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来源上看，我们都看不到任何一点枯竭的趋势。因此我们经济增长一定会继续，保持比较高的速度。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了这样好的经济增长，我们又能够逐渐发育起一个配置机制。说那儿在增长，它需要劳动力，我们又能够把合适的劳动力配置过去。我们中国的就业问题就不应该是一个昏暗的前景，而应该是一个光明的前景。
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蔡昉先生。下面我们先看一看来自凤凰网站网友对您的提问。
第一位网友叫做〃曾经是高手〃。他说蔡先生是否研究过人口老龄化问题，我认为失业带来的劳动力浪费和人口老龄化要求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这二者共同构成了未来中国的国情特色。如果把经济改革比喻为从计划经济的布口袋里向外突围，那么失业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就好比是一根绳子，绕着这个端口使劲的收紧。一端是庞大的失业大军，经济结构无法消化他，他本来可以创造价值，却因为失业而消耗着社会财富。另一端是老龄化问题滚滚而来，大批上了年纪的人，需要就业劳动力为他们的未来提供储蓄。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我已经快哭出来了，蔡先生说一说我们的国家该怎么办？
蔡 昉：因为我们看，首先老龄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会走到一个老龄化。
主持人：西方国家也很严重？
蔡 昉：他们非常严重，我们比他们要好得多。但是呢，我们有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第一，是我们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已经进入到老龄化，我们现在基本上也可以叫老龄化社会，所以我们来得比较早。那么第二是说，我们在进入老龄化的同时，我们社会保障体制还没出现，还没有建立起来，新型的社会保障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还在探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养老保障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是说，我们与此同时，我们还遇到了失业下岗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传统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