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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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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8日,《南京日报》发表记者蒋文君对我的专访文章《和余秋雨“较真”牵出陈年旧怨》。其中已就余秋雨深圳“访谈”一文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反驳。    
        同日,香港《明报》记者柳叶,在副刊“上海通信”专栏发表文章《余秋雨反“咬”》,对6月26日《新民晚报》上余秋雨的“答记者问”,作了概括的介绍。    
        又,同日的北京《中国书报刊博览》以整版篇幅选登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中四篇为余秋雨文史常识指谬的文章,其篇题为《娥皇、女英不是舜的女儿》、《吕洞宾是道家始祖吗?》、《谁会到沙漠里去建造莫高窟?》、《〈岳阳楼记〉传千古,写者不在岳阳楼》。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0节 《被“咬”者的回答》

     6月29日,《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金文明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改定。全文约一万余字。随即在东方网上发表。朋友们看后都向我指出,《新民晚报》的发行量达到一百一十多万份,影响很大。发表在该报上由他学生策划的《被“咬”者的回答》,强词夺理,拒绝批评,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尤其是余秋雨借他人之口,用影射的手法对你进行恶意的攻陷,流毒甚广,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按照媒体对论辩双方必须公平、公正的原则,你的回应文章也应当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我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但考虑到已经发在网上的文章,《新民晚报》不会转载,便用第一人称对余秋雨错误观点逐条批驳的形式,将原文稍作修改和补充,增加到一万三千多字,题名为《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照录如下: 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 金文明    
         2003年6月26日的《新民晚报》,刊发了余秋雨先生六千字的长文《被“咬”者的回答》。在该文中,余先生对他还没有读过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对我的历史、人品和文品,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和诘难。古语云: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我这里就他“回答”中所分的五个专题,逐一用事实和常识,作出详尽的分析和回答。每题下首先概括介绍余先生的观点,然后陈述鄙见,以求眉清目楚,便于阅览。是非曲直,悉听公断。    
     1。“死文字”和“活文字”与胡适先生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主要就我批评他误用“致仕”一词进行辩解,并谈了他关于“古词变义”的“理论创见”。他说:“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经典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金文明答:    
        任何诡辩都是没有用的。余秋雨在“致仕”一词上所作的辩解,让他在世人面前出尽了洋相。《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一文中的原话是:“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很明显,余秋雨在这里是把“致仕”当作“获得官职”来用了。“致仕”自古以来就只有“辞官”一个意思。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人们只有在谈到古代人物的生平行历时才偶尔使用,因此必须符合古义,不能任意发挥创造,一走样别人就看不懂了。余秋雨谈的是古代科举的话题,用得着去创造新义吗?所谓“新义”不是哪个人可以自说自话凭空创造的。它必须能为人们所接受,并在语言的实践中逐步推广,约定俗成。词义具有凝固性与整合性。“致仕”这个词的意思并不是“致”和“仕”两个字意义的简单相加。不能因为“致”的常用含义有“达到、给予”的意思,就可以把“进入仕途”的意思强加给“致仕”。这是语言学的常识。现在余秋雨的用法,不但在他之前的古人没有用过,而且在他之后的今人也无一用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独家创造!如果他是个人念念有词地乱说,别人无法干涉,但想要强加给广大的读者,恐怕是难于上青天的。    
        胡适先生谈论的“死文字和活文字”问题,是针对新文学创作而言的。某些死去的旧词经过改造,赋予新的意义,可以让它复活,但必须符合现代语言发展的规律,并不意味着某个文化名人能够随心所欲地乱说乱用。余秋雨过去不需要胡适先生的时候,尽往他身上泼污水,把他强行按纳在“尊孔与卖国之间”(《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文题);现在需要他了,又把他请出来为自己壮胆。为什么要这样变来变去呢?    
        我还记得余秋雨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对胡适先生所作的评价,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见《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0期),并且也向我们推荐读他评《水浒》的言论,说是“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同上文)。我按照他的“指示”认认真真地读了。今天他又指导我去读胡适先生关于“死文字和活文字”的理论,不过他总得先把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消除一下:胡适先生究竟是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还是一位在新文学史上有过大贡献、应当肯定的学者。如果属于前者,那他的理论再好,我也“不敢”读了。因为我首先得跟“投降派”划清界限啊!  2。究竟是谁在曲解历史人物?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一共谈了八个问题:    
        ①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的具体年份。余秋雨说:“我在李冰研究上花过不少功夫,细说起来太专业。”于是他只叫我去翻《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金文明答:    
        余先生说:他“在李冰研究上花过不少功夫”。不但“研究”,而且功夫花过“不少”,口气确实蛮大。记得他对许多自己专业以外的历史问题,都说过类似的话,绘声绘色,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啊;“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满脑章句”啊;“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啊。尤其是最后一例,听起来真像神话一样。但如此“严谨的学者”,怎么会在四十余万字的两本历史散文集中,接连出现27处引文差错呢?(其实远不止此,后来又发现了9处,未计在内。)所以他的所谓“研究”、“功夫”,是不能信以为真的。    
        由于史料的欠缺,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的具体年份,从未见有明文的记载。《辞海》“李冰”条明明讲李冰是在约公元前256年…前251年为蜀郡守的,余秋雨凭的什么法道,竟然一口咬定是公元前251年呢?说穿了,他的“研究功夫”就是“一刀切”。你们不管有多少说法,争论不休,他这一刀切下去,定在哪里就哪里。要问根据是没有的。如果有,干吗不拿出来呢?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有《“差不离”和“一刀切”》专篇加以论述,例子多多,读者自可参阅。    
        余先生还说我向他提意见是“给全国读者开了个大玩笑”,其实开这个大玩笑的是他而不是我。关于“李冰”任蜀守的时间,他让读者去查《辞海》1989年版第1422页。6月27日上午,我接到了三十多位朋友和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在1422页上根本查不到,问我余秋雨是否另有辞书社专赠给他这位“编写人”的秘本。我笑着回答,不可能有什么“秘本”。你们查的大概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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