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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要上升到“个人不幸、中国文化不幸”这样的高度来奚落人？
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不仅再次激起了我的怒火，甚至惹火了文化圈子里的不少人，因为他的《霜冷长河》未及上市便遭盗版，使他十分生气，便公开发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在这篇“战斗檄文”中他写道：“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这可是什么话？难道“胆敢批评、胆敢质疑”你余秋雨的人都成了妨碍你打击盗版的绊脚石？都是盗版者的盟友？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中，他还说：“……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
看看，余秋雨的拒谏状态已经狂躁失态到这样的程度了。我生平讨厌死不认错的人，至此，我对他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但是还没有到想在文字上和他“拉清单”的程度。 鲁鱼亥豕害后生 客厅里的空气一度比较沉闷。
因为记者对金文明先生的说法并不全然赞同，余秋雨如同萨特“拒绝一切来自官方荣誉”地拒绝一切来自民间的批评，固然使他訾议如沸，但是假如站在他的角度想想，中国文史谜团甚多，生涩的掌故不说，包括“善射之羿有几位”？“《左传》作者究竟谁”？“王国维何故自沉昆明湖”在内的熟典而至今尚无定论的就有二百多个，诸多谜团往往有“二说”、“三说”甚至“四五说”的，余秋雨乃才子，写作时灵感涌来，信手取其一说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应该还是允许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批评者如果是一孔之见甚或失之苛求，他该听谁的？为什么就不能沉默或者反驳呢？
金文明先生沉着地笑笑，说，先说说我为什么会出这本书吧。历史上没有定论之说，自然不能强令人只取一说，比如西施自吴亡之后的去向一向有沉江说、泛五湖说、还乡说等，你写散文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余秋雨最大的毛病却是滥用他的名望，好做翻案之论，却又拿不出信证，这样可就扰乱了视听，贻害后人，其名望越大，危害也就越深。
我本来不想对他怎么样的，记录余秋雨文史差错的小卡片一放就是五六年，权当自己的资料保存着，从没有想到结集出版，但是一件事使我改变了想法———“有朋友告诉我，上海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其中选了《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该书在注解中将余秋雨原文的甘肃学台‘叶炽昌’改正为‘叶昌炽’，但编者大约“为名人讳”，没有标明这是纠正余秋雨错写的“叶炽昌”，于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将此书拿来辅导学生，当说到“叶昌炽”时，学生齐齐擎出正版的《文化苦旅》对老师加以“斧正”，老师慑于余秋雨的名头，只好尴尬地回答：“当然，以余先生的原作为准。”如此一来，原本已被纠正的错误就这样再次回炉，继续误人子弟。而与此同时，他还在用“不屑一顾”的态度来宣告他的文章不存在一切“史料差错”。
你说，这样的谬误，流毒广不广？危害大不大？为了“验明正身”，我特意将2003年1月新版的《文化苦旅》和2003年3月新版的《山居笔记》等全都买回家来，将所有曾经提请余秋雨注意的差错仔细比对，结果令我非常失望，所有的错误依然故我：唐代的吕洞宾，还是坐享着道家始祖的至尊；元末明初的沈万三，还是住在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里；终身未婚的林和靖先生，仍然有妻子和小孩，当然，金圣叹还在做他大明皇朝的忠臣，敦煌的三危山前，还响过舜伐三苗的号角声，而且，雨果既然可以荒唐到参加法国大革命，吴越王钱 ，当然也可以被他想当然地改为“钱 常”……都是有定论的事，他却还继续以他的大名头大面积传播着他的谬误，继续指鹿为马，长此以往，很多文史知识就这样以讹传讹，到时候“约定俗成”了怎么办？一代人造的文史孽，往往要几代人来偿还，这样的教训还少吗？你刚才说到《尚书》作伪案，我们的先人花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才澄清它，本来就芜杂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硬盘”里现在又平添了这么多的“垃圾邮件”，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再迟疑，重新梳理自己五六年积累的小卡片，只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逗者，引也，我是期望反驳的。
“石破天惊逗秋雨”出自李贺诗《李凭箜篌引》，它的上句似乎是“女娲炼石补天处”，你这样的裁处就不怕别人说你事实上把余秋雨捧得过高？
记者嬉笑地诘问金文明先生，金先生却坦荡地一笑：比喻都是跛脚的嘛。不错，我至今还认为他是散文大家，但炼石有余而补天倘或不逮，原因就是他的“拒谏”，误了他自己。
“文人行文，大抵限时交卷，无从核校，错讹难免，我有一次就将杜甫的‘尔曹身与名俱灭’错写成‘尔曹名与命俱灭’，想想有点不对劲，杜甫得句哪有如此俗骨，但是催卷催得紧，不及查考，就这么过去了。况且，你文史考证标准和文艺批评标准应该不一样吧，有人评点‘江枫渔火对愁眠’，说枫树畏湿，江边何来枫树？疑为乌桕，应该改枫为桕；又有人点评，说，霜，怎么个‘满天’法？应该是‘月落乌啼霜满地’，说得都有道理，但是这么一评还有诗吗？”见金文明博学而鲠直，记者故意这样问他。
“我基本不在修辞上和他过不去，”他认真地说，你那错，是懒，不负责任，其实不难查它。但是余秋雨的差错和你性质不同。我把他的文史错误分成了几种“致病原因”，有无知无畏类、粗心大意类、穿凿附会类、不懂装懂类以及刻意作伪类，毫无疑问，其中以“刻意作伪”类最为可恶。
且看他《文化苦旅》中很有名的一篇《寂寞天柱山》———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亦即李白、苏轼、王安石都与天柱山（古称潜山）有缘，不惜在地名、情节、想法、诗句上强拗硬扯，李白明明以待罪之身，筑室司空山栖息，却被他强扭到天柱山“静静读书”；苏轼曾想买田舒州而不果，就被他武断地认定“分明早已把它（天柱山）看成了家”；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安石，他有一首短诗《代陈景元书于太一宫道院壁》：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但是，在余秋雨的文章中，为了“强征”王安石加入归老天柱山一派，竟然生生地将原诗中的“庐山”改为“潜山”！
这分明是一种刻意的窜改，金文明愤愤地说，行文太不诚实了，而且贻害后人。还有，林逋（和靖先生）究竟有没有妻儿，所有的权威典籍都说他“梅妻鹤子”，但是余秋雨偏要为他翻案，说他有妻有子。翻案好啊，古来大学者以扛鼎之力翻案成功的不少，但是，你余秋雨的翻案依据就仅仅因为曹聚仁先生有此一说，那怎么行呢？因为曹聚仁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考释过呀，凭什么推翻千年定论呢？你好做惊人之语，也得有本钱，一遇到读者诘问就抬出曹先生来挡箭，太有失大家风范了。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6节 再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再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不是他在岳阳楼上所写，学术界的看法已经完全一致，那就是不在岳阳楼上，而在千里外的邓州，对此余秋雨也想翻案，可是证据呢？照例是没有的，又一次“生动地”扰乱了青少年的视听。
你说，对这种胡来，你该不该管？
“问题是，你这本被称为‘手电筒’的著作是否光照别人，不照自己？你的书有没有差错？”记者问他。
“有呀！”他童稚般天真地对记者作了一揖，反倒使记者吃了一惊，“我已经发现了，我那一字之师是一个年轻工人，现在不妨借你们杂志的宝地更正一下：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把作家倪匡错为‘任匡’了，把‘卫斯理’错为‘卫理斯’了，那是我知识结构的盲点。”“你的考辨也有点问题”，记者试图继续为余秋雨辩白：余秋雨在文中曾将“洛西”解释成为“洛水之西”。你说，错了，理由是，洛水东西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