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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错了，”记者说，上海有浦南路，也有浦北路，更有浦南的称谓。他想了一想，坦诚地说，是了，河流虽有总的流向，但是某些拐弯处却会阶段性地改变河流的流向，比如黄河在陕西境内、宁夏境内都有走向改变，故而东西流向的黄河，在某地会有河东河西之说。我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考辨都是不刊之论，是人都会犯错误，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论及嵇康之死，说是被司马懿所杀，其实是被司马昭所杀，鲁迅记错了；钱钟书也曾把“卿士”这个官名断为“卿”、“士”，这也是理解错了，后学者发现了还是可以议论的，根本无损于前贤的光辉，更何况，校读者因为看出了前贤的差错就自认为比前贤高明，那可真是夜郎比汉了，比如我，找出了余秋雨著作的一百三十余处毛病，我就自认为高余秋雨一头了吗？不，我只是认为我有些地方比他严谨并且诚实而已。所以，问题还得回到老地方———历史上有他那样错漏百出而又坚决拒绝一切批评，并且还把批评者一概讥为“记忆性文化族群”的“大师”吗？
我要声讨、要剥离并且不饶不放的就是他的这一点！
文以载道，文章还是千古事。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什么人都逃不过后人的审判啊！
金文明其人 《新民周刊》
现年68岁的金文明籍贯上海，父母皆文盲，早年丧父，自幼家境困难，免费就读教会小学，1948年小学毕业，考入灵粮中学（即今沪西中学），无力支付学费，要求减免学费未果，遂失学在家四年，大量阅读旧体小说、志怪笔记，因学过绘画，故解放初在里弄工作，后凭借“人民奖学金”考入育英中学，毕业后进入第一师范（中专），得遇著名学者胡云翼先生（《宋词选》主编），时为金文明语文任课老师，自兹影响金文明一生。
后胡云翼调至上海师范学院，为追随胡先生，中专毕业已经工作四年的金文明又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受其亲炙，相处三年余，每逢周末常至胡宅受教。
1965年，胡云翼因家中遇窃而引发胃出血，进而肠套叠而不治去世。金文明大学毕业分配在少儿出版社工作，去干校三年后，转入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后长期在出版界，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退休后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 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 唐 羽
新闻晨报《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一文发表的当天晚上，记者拨通了余秋雨助手金克林先生的电话，他告诉记者，余秋雨在长江三峡参加大坝启动庆典活动后去了南方，这几天正在深圳。金克林看了晨报的文章，也通过电话告知了余秋雨，余秋雨向金克林表示，很想买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看看。
金克林也问记者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他表示，如果作者不是恶意的，倒也欢迎他发表不同意见。但他对记者提出的采访余秋雨的意愿则予以婉拒。他说：“我跟了余秋雨九年，知道他不会理会这样的事。每个人都有做学问的权力，而关注什么，则反映了各人的格局，相信时间会说明一切。我认为此事不会影响余教授的学术地位，至于近年来新闻界对余秋雨所有‘事件’的炒作，有些也是不必理会的。那些记者有意借炒作余秋雨出名，动机值得怀疑。当然，记者也要吃饭嘛。比如新闻晨报的这篇文章，我就怀疑是不是在帮助金文明多卖几本书？”
在谈到《咬文嚼字》上发表读者指谬余秋雨散文错误的文章，后被金克林退回杂志一事，这位助手说，余秋雨每月要收到一百多份杂志，看都来不及看，而且他又经常在外地搞学术活动，所以在前两年指示他一一退回，并要求有关单位以后不必赠阅了。金克林最终也不肯将余秋雨的电话告知记者。
又，同日，湖南《文萃》杂志“文化艺术”栏，摘要刊发上海《新闻晨报》陈海妮采写的《金文明为何要“咬”余秋雨》。
6月25日，《济南日报》发表记者刘美芹对我及余秋雨助手金克林的采访报道。其中关于金助手的谈话，摘录如下：
当记者就一些相关问题想转请余秋雨先生发表一下看法时，金克林表示，余秋雨目前在深圳，不接受采访。而他和余秋雨先生目前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指《石破天惊逗秋雨》），目前在上海也买不到这本书，所以无法就此发表评论。金克林说，过几天他们将在上海几家媒体上就一些问题作出澄清，《文汇读书周报》将有大篇幅的“答记者问”，在此之前他们不发表评论。
同日，《深圳商报》发表长达六千字的《名人访谈：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现据东方网所载原文，转录如下：
名人访谈：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 ———回应《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编著者金文明先生
前不久，金文明先生出版了一本名叫《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的书，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余秋雨先生。
记者：余秋雨先生，最近国内不少报纸都用非常醒目的篇幅报道，一个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先生，叫金文明，写了一本书，指出你的散文中有126处差错，引起读者广泛注意。他的这本书，你看到了吗？余秋雨：没有。
记者：知道这件事吗？
余秋雨：刚知道。前天晚上在外面吃饭，一位女士塞给我妻子一份剪报，可惜剪得不全。篇幅很大，标题也很大，叫做《纠正余秋雨散文的126处差错》，这当然很能吸引各行各业读者的眼睛。这位金先生还从126处中精选出40处给深圳报纸发表，我只从那份剪报中看到一部分。据说上海发表的标题更吓人，叫做《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精选”的问题又不太一样。
记者：你对整个事情怎么看？
余秋雨：指出差错当然求之不得，但金文明实在把事情做得太夸张了。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一样，一整版一整版地发表，出书、谈话、照片、摘要、问答，给全国读者开了一个大玩笑。记者：怎么说？
余秋雨：我不想一一作答，因为这在时间上对我和广大读者都不公平。只举几个他在深圳报纸上认为最严重的例子吧。你看，他说他以前很喜欢看我的书，后来我的形象在他心中“一下子垮掉”，只因为两个字，就是我在某篇文章中说古代学子通过科举致仕。他说，“致仕”是指退休，据说他为这“常识”还去查了《词典》。其实不必查，我可以当面告诉他形成这个含义的曲折原因：从两千多年前的儒学典籍起确实有把退休说成“致仕”的，因为在“致”字的很多含义中，有一个接近于“归还”；一个人归还官职、禄位给君王，那就是退休。但这是早已不用的古语，而“致”字的常见含义是达到、给予。我并不是在文章中讲解某个古代术语，而是在用现代话语写现代散文，因此必须服从现代规则，岂能将退休说成是把什么“归还给君王”。古词变义，比比皆是。在现代写作中，虽是一些同样的字，却完全可以不去考虑它们的古义。例如我们今天写“行走于大野荒原之间”，不必考究在古代经典中“大野”是指山东巨野县北的湖泽；又如我们今天写“开场不久，乐曲已乱”，不必挑剔在古代，“乱”是指尾声。这个问题，胡适之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主张和实践，清楚地划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区别，建议金先生去认真读一读。
记者：这是他认为你最严重的错误。对于其他问题，他的态度也非常严厉，例如你在《都江堰》这篇有名的文章中说李冰在公元前251年为蜀郡守，他的评判是：“没有一种文献有这样的记载，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这个年份纯属杜撰。”你能接受他这种口气吗？余秋雨：口气是小事。问题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