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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的取名，其实并无深意。原想就用现在的副题“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但朋友们说：这句话太直了，没有一点文采和诗味，还是从古人现成的诗词中借用一句来作正题，只要带有“秋雨”二字就行。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感到不太好找。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石破天惊，原是形容箜篌的声音激越高亢，气冲霄汉，把天都给震破了，震得它涕泗横流，就像下了场秋雨一样……
余先生读了我这本小书，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不得而知，也许他仍然一如既往，不予理会，那么就算我不自量力地“逗”了一下“秋雨”吧。逗，不言而喻，含有“外加”之意，或者借用余先生的说法：“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霜冷长河·文化敏感带》，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不过这种强加，并非无理取闹，而是余先生的散文大量出错在先，已经对广大读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运用可靠的文献资料，对他的差错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证和辩驳。这在学术的讨论和研究中，完全是应当允许的正常现象。于是我决定给本书取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 百万读者成了余氏散文的“受害者”
据不完全统计，《文化苦旅》的累计印数高达874000册，《山居笔记》为481600册。加上盗版的，大约有一百多万的读者读过余氏散文。这两本文集成了一些人学习的经典和写作的样板。因为热爱，他们在如饥似渴地吮吸玉液琼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这些错误的文史知识当作补药吞食进去，平白无故地就成了错误知识的受害者。 （2003年6月22日———28日《上海新书报》）
2003年第25期《新民周刊》（6月23日发行）发表记者、作家胡展奋对我的专访报道《“逗咬”余秋雨———“拷掠者”金文明访谈》。本文长达五千余字，叙事翔实，词锋锐利，文采斐然，刊行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据学术界的朋友猜测，两天以后见报的余秋雨那篇《被“咬”者的回答》，可能就是由此文引发的。现将胡展奋的《“逗咬”余秋雨》和同期发表的《金文明其人》以及唐羽采写的《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一并转录如下： “逗咬”余秋雨
———”拷掠者”金文明访谈胡展奋
虫臂鼠肝万千劫，文坛讼案几时休。
文坛焦点人物余秋雨最近又被人狠狠“关照”了一下———继余杰、孙光萱、古远清、周泽雄、王友琴等相继向余秋雨“发难”后，新近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又以“硬伤一百三十余处”为虎贲，挥师直抵秋雨书城。
且看其搦战牌是如何对余秋雨挂出的：（在余秋雨的著作中）唐代的吕洞宾，坐享着道家始祖的至尊；元末明初的沈万三，还住在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里；终身未婚的林和靖先生，暗蓄着妻子和小孩，当然，金圣叹还在做他大明皇朝的忠臣，敦煌的三危山前，回响着舜伐三苗的号角声，而且，雨果既然可以荒唐到参加法国大革命，吴越王钱 ，当然也可以被他想当然地改为钱 常……骂余秋雨，真的“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吗？余秋雨的作品也果真是“错误百出”吗？批评者自身的论据能站得住脚跟吗？况且，金文明又是何许人也？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日前采访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作者金文明。
生平最恶是拒谏
听说金文明先生是沪上十大藏书家之一，及至登堂入室，果见书城四拥，塞牖充栋，据说都为文史类，总计二万五千余册。金文明先生现年68岁，说起话来，中气很足。
记者对金文明说，平心而论，中国的文史典籍，秦汉以来浩如烟海，其伪讹衍脱、附会误读之处更是恒河沙数，传抄、坊刻或仅凭记忆的援引、误改，鲁鱼亥豕，在所难免，所谓才子信笔，注者穷首，注释校勘有时比创作还艰难乃是文史界常事，如王维的《相思》，原文是：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一般人不读《王右丞集》，都根据选本错“秋”为“春”，把季节弄错可不是儿戏，春天哪有红豆呢，可是不也一错到今吗？再比如一部《尚书》，忽然是“今文”，忽然是“古文”，又忽然“今文”、“古文”都被揩掉了，一部伪《孔传古文尚书》反倒自刘宋一传到大清，蒙骗学界一千三百多年……
金文明笑笑说，这，我都明白，世无阎若璩，至今奉圭臬。人脑不是电脑（电脑都要出错），远的不说，就拿章太炎、鲁迅、陈寅恪、钱钟书那样的大学问家来说，行文错讹之处也不是没有，问题是，从古到今，你能找到一个像余秋雨这样拒谏的吗？！
金文明说，知错不改，继续贻害后人，这，才是我最计较的。先说说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吧。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5节 那时我觉得余秋雨视野独特
上世纪90年代初，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余秋雨的散文，那时我觉得余秋雨视野独特，文笔优美，比较对自己的“胃口”，后来只要是他的文章，我都要找来细读。
如此虔诚的阅读维持了多年，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硬伤”———余秋雨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一文中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
“我虽不才，却记得‘致仕’一词就是‘辞官退休’的意思，就是还禄位于君，也称‘归老’、‘乞骸骨’、‘乞身’，但是他居然用在此处，岂不是意思全反了？显然作求官之解了。”说到这里，金文明的喉咙又响了：我记得，我当时的心直打鼓，这样的低级错误似乎不是他那样的大学者应该犯的。
为了保险起见，我立刻查阅了《辞海》，证实了自己的发现，当时心里有点难过，真不希望我所喜欢的作家古文根底这么差。
但从此以后，我读余秋雨就多了一个心眼，而且也更仔细了。世上之事就怕“顶真”，就怕“铆牢”，况且我毕竟是《咬文嚼字》月刊的编委，经我这么职业性地一“铆”一“咬”，就滴滴答答地“咬”出他不少文史差错，也许是“爱之深，关之切”吧，我小卡片不离身，每有发现，就记录在档，随后多次将自己的发现刊发在《咬文嚼字》上，按编辑部的邮寄惯例，余秋雨应该每期都能收到刊物的。
然而，“也许是我人微言轻吧”，金文明向记者苦笑笑，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余秋雨先生片言只语的反馈，只是我们的主编收到了其助手金克林的来信，告示《咬文嚼字》编辑部：“以后不要再给余秋雨先生寄这本刊物了。”
真是夹头夹脑的一盆冷水———金文明说：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曾给很多大学者大作家的文字“提过醒儿”，刘大杰、钱钟书、王蒙、李国文、邵燕祥、董桥……哪有像他这样“拒谏”的呢？居然连杂志也不让寄了，我明白了，我的考辨是不受欢迎的，他不要听哪怕是对他有益的意见。
我很失望，没想到自己喜欢的作家对批评是如此地“计较”，但是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使我觉得余秋雨的“问题”不是一般的“文人过分自爱羽毛”的问题。
那是1999年初，《咬文嚼字》编辑部送来文章要我审读，一位名叫徐如顾的年轻人自动投稿给《咬文嚼字》，语气委婉地提出《秋雨散文》中《西湖梦》第三部分有几处与史实不符的小疏忽，亦即史载宋代的林和靖（林逋）先生无妻无子，何以余秋雨称其有妻有子。编辑部随即将这封信转给了余秋雨，不久，余秋雨的回信《答徐如顾先生》就寄来了，并要求发表（见《咬文嚼字》1999年2月号），除了在为自己的文章辩解之外，还写有如下一段：“我认为，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
说实话，他这番话真把我惹火了：非专业的年轻人！你余秋雨生来就是专业的大作家吗，为什么要如此看轻和打击一个年轻人的积极性和信心，而且还要上升到“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