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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华盖集》及其“续编”（2）
从反对文化侵略到强调实力反帝
大革命时期，鲁迅一边揭露帝国主义分子打着考古的旗号，大量盗窃我国古代文物的行径，一边抨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他愤慨地指出：“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推行封建奴化教育，反对中国改革，竭力宣扬中国的“固有文明”，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永远变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血染南京路的“五卅”惨案，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风暴，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的宣言，强调由“英日帝国主义之大屠杀而引起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向导》第一一七期，（1925年6月6日）。党所指出的反帝斗争的方向，引导着运动迅猛地向前发展，沿着或背离这个方向，是“五卅”运动中两种思想斗争的集中反映。
其时，正在“女师大风潮”中与北洋军阀、陈西滢之流酣战的鲁迅，也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来。面对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已经不是谈论文化侵略的时候，所以他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等杂文中，深入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对反帝斗争的认识和态度。首先，鲁迅揭穿了帝国主义文明的假面具，指出帝国主义屠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暴行，那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帝国主义依仗武力，横行霸道，我们反帝就不能依靠“空手鼓舞民气”，“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对帝国主义讲公道，乞求，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了”。其次，反帝不仅要靠实力，而且要准备长期斗争，这次“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反帝斗争是艰巨的任务，要准备“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的干下去。几十年，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上说，只是一瞬间，“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第三，反帝斗争要分清敌友，不要盲目排外。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国家里的人民，应该区别开来，不能一锅煮。他对帝国主义分子——“捕头，商人，和看见学生的游行而在屋顶拍手嘲笑的娘儿们”，表示了极大的憎恨，但是，“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国际工人后援会为声援“五卅”惨案在《致中国国民宣言》中说：“现在我们代表全体会员，……同你们一致抗争。”我们跟“掠夺中国人民并且亦就是掠夺我们的那班东西毫无关系”，“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的战争就是我们的战争，你们将来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鲁迅特别指出，在宣言上签名的有英国著名戏剧家、批评家萧伯纳和法国进步作家巴比塞，这些人“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在“五卅”运动高潮中，很容易产生盲目的排外情绪，他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反帝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轫于青年时代。经过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随着“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马列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鲁迅的反帝思想也不断地向前发展。南京路上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枪声，黄浦江畔卷起的反帝怒潮，预告着一个新的反帝高潮已经到来。这时，鲁迅的反帝思想已经把重点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转到要求“以血偿血”，强调把反帝斗争不妥协的长期进行下去，直至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
从驳斥“赤化”烂调到揭露诬蔑者嘴脸
十月革命后，北洋军阀跟在帝国主义屁股后面，把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诬蔑为“过激”、“赤化”，并往往把它作为排斥异己、迫害革命者和镇压群众运动的一种口实。北洋系各派军阀，不管反动的或开始倾向革命的如国民军，都害怕跟“赤化”沾边。吴佩孚为了宣传“讨赤”，甚至“考证”出“赤化”的祖先是史书上作为邪恶代表的蚩尤。他在北京怀仁堂一次宴会上大放厥词，说：“赤化之源，为黄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赤化过激都是国粹》；《向导》周刊第一六一期（1926年7月7日）“寸铁”栏。。对于这种恐“赤”病、仇“赤”症，以及荒谬绝伦的“赤化源流考”，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给以辛辣的讽刺：“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明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竟然在“通缉令”中制造谣言说，共产党“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当时，在南方革命形势推动下，国民军开始倾向革命，北京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覆灭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直系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消除前隙，勾结起来，妄图消灭国民军，以巩固其对北方的统治。“讨赤”，就是他们发动战争所竖起的一面黑旗，也是段祺瑞屠杀群众的一种藉口。虽然，直、奉、皖各系军阀都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阴谋镇压，但所谓“讨赤”云云，无非是他们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维护统治的权术而已，受害的却是广大群众。对北洋军阀玩弄的这一套反革命把戏，鲁迅洞若观火，他在《如此“讨赤”》中尖锐地指出：“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执政府前开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这确乎是入木三分的讽刺，揭示了张作霖、吴佩孚之流“讨赤”的反动本质。
英、日帝国主义在“五卅”惨案中，为了给屠杀寻找理由，编造了中国“赤化”、“暴动”的神话。意大利公使翟禄第（领袖公使）在访问段祺瑞时，竟以罢工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