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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华盖集·通讯》。。有些市民和知识分子对溥仪被冯玉祥撵出故宫，耿耿于怀，他们“有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焚香默祷着皇帝和娘娘早日还朝，天保佑着革命党早日灭迹”；“有的‘看三国掉眼泪’，缠绵悱恻地吟咏着‘惟有当时旧明月，夜深还照故宫榛’”《御花园赐宴》；《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8日。。鲁迅说的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公推海长林建章恭祭关岳》；《京报》；1925年9月16日。的现象，确乎是当时某些民众精神面貌的写照。面对复古空气弥漫的社会和愚昧落后的民众，鲁迅强调要改革这样的社会，首先必须进行“思想革命”。
一旦政治气候适宜，一度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封建复古派又重整旗鼓，死灰复燃，重新向新文化阵营反扑过来。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在朝的章士钊。封建复古派之所以猖獗，除了有北洋政府支持这个主要原因外，还由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人，他们从新文化阵营分化出去后，就鼓吹“整理国故”，妄图把青年引诱到邪路上去。正如鲁迅所说：“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华盖集·通讯》。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事实，说明他已投入段祺瑞政府的怀抱。而从胡适和章士钊之间的暧昧关系上看，新旧派人物则已经狼狈为奸了。比如他们在酒醉饭饱之后，章士钊特邀胡适共同去照一张相。之后，章题赠一首白话诗，跟胡适表示了“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的和平共处的态度，并以“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作结。章士钊对白话文的“雅量”和诗末的打油，使胡适忘乎所以，他在文言答诗里，对章士钊则作了“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胡适：《老章又反叛了》；《国语周刊》；1925年8月30日。的吹捧和互勉。固守文言的旧派写新诗，主张白话的新派写旧诗，一个伪装“投了降”，一个真心“长相亲”，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尽管他们在文言白话上还有矛盾，但在反对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新旧两彪人马已经联合起来，充当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帮凶。
坚持复古的旧派和披着欧化新衣的新派已经形成一个阵线，而新文化阵营却还布不成阵。在这情况下，鲁迅本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两地书》第八、十七封信。，希望在攻打古老坚固的堡垒的过程中，逐渐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华盖集·通讯》。同时，为了培养青年，寻找生力军，他创办了《莽原》，为青年提供阵地，鼓励他们“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第八、十七封信。。
鲁迅在正面投入“女师大风潮”斗争之前，杂文的锋芒是对准封建文化思想的。《华盖集》开头两篇《咬文嚼字》和《青年必读书》，前者揭露不少人头脑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后者反对青年钻入故纸堆，强调“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引导青年参加实际斗争。两篇短文发表后，竟然引起轩然大波，“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华盖集·题记》。。这些“豪杰之士”，大抵都是遗少一类的青年。封建思想的病菌侵袭了许多青年的肌体，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因此，“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华盖集·北京通信》。“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针对北洋军阀和复古派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古董，把青年培养成苟活的废物的阴谋，鲁迅大声疾呼：“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那时的文化思想领域，充塞着封建主义的“国粹”和帝国主义的“舶来品”，两种文化结成了反动同盟，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长城。鲁迅为此在《长城》中指出，历史上的长城早已成为古迹，但思想上的长城却严重地阻碍人们的前进，启发人民起来进行思想革命。
大革命时期，鲁迅已经较多地接触和学习马列主义，并开始注意苏联文艺界关于文艺政策等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辩论，以及有关苏联文学的著作。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南方革命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正在积极准备北伐战争。这些主、客观的新因素，促进了鲁迅认识的发展，对于如何改革中国社会问题，他不再停留在思想革命上，而萌发了通过暴力革命改革社会的思想。
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拟在天安门召开纪念“五七”国耻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武力镇压。下午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章士钊住宅质问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理由，结果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第二天，鲁迅就在《北京通信》中评论说：“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合法的和平集会，遭到残暴的镇压，就必然会发展成为非法的激烈的反抗。这是鲁迅从十月革命中所得到的启示。4月8日，鲁迅跟许广平的通信中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4月14日，他在肯定宣传在革命过程中作用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改革社会最快的是通过暴力革命。其次，革命党人必须直接掌握革命武装。辛亥革命虽然是暴力革命，但依靠的是清朝新军的起义和会党的武装，孙中山自己没有军队，最后不得不与拥有强大武装的袁世凯妥协，导致革命的失败。第三，革命党人掌握武装，充足实力是“第一要图”，其他宣传等各种言动，只能作为辅佐。显然，这里已经把思想革命放到从属的辅佐地位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终究要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鲁迅这时之所以能从辛亥革命失败中总结出这样的教训，之所以能产生“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的新认识，是跟他对北洋军阀反动本质的深刻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深化，以及对苏联情况的更多了解有直接关系的。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苏联的实际情况，竭力封锁，肆意歪曲。为了使中国人民了解苏联的文艺运动，鲁迅积极支持共产党员任国桢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的出版，并于1925年4月12日为其写《前记》，开头就说：“俄国既经1917年10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短短几句话，显示鲁迅对诞生不久的苏维埃社会的实际情况，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末了还特别指出：“别有《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是用Marxism（按：即马克思主义）于文艺的研究的，因为可供读者连类的参考，也就一并附上了。”
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声讨段祺瑞罪行的怒潮。鲁迅把这一天叫做“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为了揭露段祺瑞、悼念烈士、抒发自己的悲愤，他在二十天内，奋笔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和《淡淡的血痕》第七篇战斗杂文和散文诗。头一年学生纪念“五七”国耻，集会游行，出了个“小乱子”；本年三月十八日，学生为了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横蛮干涉中国内政，举行游行请愿，结果出了个大乱子，死伤二百来人，酿成了学生运动史上的空前大惨案。鲜血淋漓的现实，使鲁迅认识到对于凶残的段祺瑞政府，和平请愿是无用的。然而，“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