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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门的时候才到，她不慌不忙地在我前边就了座。我的这张桌子是两个人用的。这趟列车十分方便；晚餐前半小时开车，晚餐后半小时到达；后来，我们没有照当年马奇梅因夫人在世时的规矩换乘支线火车，而是在联轨车站我们会合到一起。火车开出帕丁顿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灯火辉煌的城市先让位于灯火零落的郊区，以后又让位于黑沉沉的田野。
“我们好像好多天没见了。”我说。
“才六个小时；昨天一整天我们都在一起。你看起来疲倦得很。”
“这是一天的噩梦——观众啦，批评家啦，克拉伦斯公爵夫妇啦，又是马戈特家的午餐会，最后以在一家搞同性恋的酒吧间里让我的画受了半小时合理的责骂才算完事……我觉得西莉娅知道咱们的事了。”
“噢，她总有一天得知道的。”
“而且好像大家都知道了。我那位搞同性恋的朋友到伦敦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已经听说了。”
“他们都该死。”
“雷克斯怎么样？”
“雷克斯根本就不算什么，”朱莉娅说，“他简直就不存在。”
火车加快速度，冲过黑暗，这时桌子上的刀叉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玻璃杯里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形成的小圆圈，拉长成椭圆，又缩成圆形，随着车厢的晃动，酒凑到唇边，又流回去，没有洒溅出来。我把这一天抛到脑后。朱莉娅把帽子摘下来，丢到了她头顶上的架子上，然后又抖了抖她那黑夜般漆黑的头发，轻松地叹了口气——这叹息适合在枕边，在将熄灭的炉火旁，在可以看到星星的和光秃秃的树林发出飒飒声的卧室的敞开的窗边听到。
“查尔斯，要你回来可真妙极了；就像往日一样了。”
“就像往日一样？”我想。
雷克斯刚刚四十出头，就已经变得笨重讨厌了；他的加拿大口音已经没有了，反而有了他所有的朋友共有的沙哑的大嗓门，好像为了让观众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不停地大声嘶叫，好像青春一去不复返，没有时间等待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时间去倾听，没有时间去回答；只有哈哈一笑的时间——笑声沙哑而沉闷，表达出卑鄙的好意来。
挂毯大厅里有五六个朋友：政客们；都是四十刚出头的年轻的保守党人，头发稀疏，患高血压病；一位从煤矿来的社会主义者，他已经掌握住他们那种发音清晰的语言，他嘴唇上的雪茄烟都嚼成碎末，在往酒杯里倒酒的时候他的手发抖；一位比其余人岁数都大的金融家，从人家对待他的态度来看，可以猜出他比别人有钱；一位害着相思病的专栏作家，他一个人默默无言，阴沉地死死盯住在座的唯一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大家管她叫“格里泽尔”，这是个老练的放荡女人，大家在心里都有点怕她。
他们，包括格里泽尔在内，都怕朱莉娅。她冲他们打了声招呼，道歉说她没有在这儿欢迎他们，彬彬有礼的样子使他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然后她过来和我坐在壁炉旁边，轰轰的谈话声又一次爆发，在我们耳边轰鸣。
“当然啦，他可以娶她，第二天就使她成为王后。”
“我们在十月会有机会。我们为什么不把意大利舰队打发到属于一国或多国的海底去呢？我们为什么不把斯培西亚炸成一片火海呢？我们为什么不在潘特莱里亚岛登陆呢？”
“佛朗哥不过是个德国间谍，他们试图让他上台，好准备建立轰炸法国的空军基地。不管怎样，已经摊牌了。”
“这将使英国的君主制比都铎王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强大。人民是拥护它的。”
“新闻界是拥护它的。”
“我是拥护它的。”
“除了几个没结婚的老处女，无论如何，谁还会操心离婚不离婚呢？”
“如果他还要和那帮老家伙摊牌的话，那他们就会消失得像……像……”
“我们为什么不封锁运河呢？我们为什么不轰炸罗马呢？”
“可没有那个必要。只消一次强硬的照会……”
“只消一次强硬的演说。”
“一次摊牌。”
“无论如何，佛朗哥会很快回到摩洛哥的。我今天看到查普刚从巴塞罗那回来……”
“查普是刚从贝尔维迪尔堡回来的……”
“查普刚从威尼斯宫回来……”
“我们的全部要求就是摊牌。”
“和鲍德温摊牌。”
“和希特勒摊牌。”
“和那帮歹徒摊牌。”
“……但愿我能看到我的祖国，克莱夫和纳尔逊的土地……”
“……我的霍金斯和德雷克的祖国。”
“……我的帕麦斯顿的祖国……”
“请你别这样做好吗？”格里泽尔对那个专栏作家说，他一直颇为伤感地想要拧她的手腕，“我不喜欢这样。”
“我也不知道哪种东西更可怕，”我说，“是西莉娅的策略和时装呢，还是雷克斯的政治和金钱。”
“干吗为他们操心？”
“噢，亲爱的，为什么爱情竟使我仇恨起世界来？应该具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效果。我觉得好像整个人类，还有上帝都在阴谋暗算我们。”
“他们正在暗算，正在暗算。”
“尽管他们暗算，我们还是得到了幸福；此时此地我们拥有幸福；他们无法伤害我们，对吗？”
“今天晚上不会，现在不会。”
“有多少个夜晚不会伤害我们呢？”
第三章
“你还记得吗，”朱莉娅在一个静谧的散发着橙花香味的夜晚说，“还记得那次暴风雨吗？”
“青铜大门乒乒乓乓地响。”
“玻璃纸包的玫瑰花。”
“举办那次聚会，后来再没有看见过的那个人。”
“你还记得吗，最后一天的傍晚，太阳不正像今天下午一样露出来？”
那是个乌云低垂的下午，刮着夏天伴有雨雹的暴风，天色晦暗，因此我有时不得不停下工作，把坐在那里昏昏欲睡的朱莉娅唤醒——她常常这样坐着。给她画像我从来不感到厌倦，在她身上永远能够发现新的富丽而优美的姿态——我们终于早早地去洗了澡，下楼的时候，又换上了吃晚饭的礼服，在白天的最后半个小时里，我们发现世界变了样：太阳露出来了，狂风减弱了，变成了轻柔的微风，吹拂着橙树盛开的花朵，带来了橙花的芳香，由于最近下的几场雨显得香气格外清新，并且和黄杨树以及逐渐干起来的石头的甜丝丝的气息混杂在一起。方尖塔的影子落在平台上。
我从柱廊的掩蔽处拿来了两个露天用的靠垫，安放在喷泉边上。朱莉娅坐在那儿，她穿着一件金黄色紧身短上衣，又穿了一件白色长衣，在水里悠闲地转动着手上戴着的绿宝石戒指，来反射落日的余辉；在她的乌黑的头顶上，矗立着石头雕刻的各种动物，上面是一堆堆绿色的台藓，闪着光的石头，和浓重的阴影，动物四周的泉水闪着光，喷涌着，散落成一片片疏疏落落的光芒。
“……有那么多可回忆的啊，”她说，“从那时以后，我们彼此就没见过。有多少天了，有一百天了吧，你说有吗？”
“没有那么多。”
“两个圣诞节”——两次一年一度的、在萧瑟季节里的短途旅行成了一种礼节。波顿，我们家族的家，我堂兄贾斯珀的家，怀着童年时代愁闷的回忆，重访家里的油松回廊和湿淋淋的墙壁！我和父亲是怒气冲冲地并排坐在伯父的亨伯牌小汽车里，快到韦林顿尼亚斯林阴道的时候，我们知道沿着这条路开到头就可以看到我的伯父、伯母、菲利帕姑姑、堂兄贾斯珀，以及这几年才有的贾斯珀的妻子和孩子们；除了这些人，就是那些也许已经到了、也许随时可能来到的人，就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这一年一度的感恩圣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冬青树、檞寄生和雕刻的云杉下面，按照仪式举行的客厅游戏，还有带白兰地味的黄油，卡尔斯巴德地方的葡萄干，还有在那间油松门廊里扮成黑人演唱歌曲的乡村唱诗班，还有金绳和有枝叶花纹的包装纸，等等，我和她作为夫妇受到了接待，尽管这一年来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维持现状，不管我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的妻子说。
“是的，两个圣诞节……还有在我跟随你去卡普里岛以前那令人陶醉的三天。”
“我们的第一个夏天。”
“你还记得吧，当时我如何在那波利港市流连，后来又去找你，我们约好在山坡小路上会见，又是怎么出了岔子吗？”
“当时我回到了别墅，说道：‘爸爸，你知道谁到了旅馆吗？’他说：‘是查尔斯·赖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