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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吧，当时我如何在那波利港市流连，后来又去找你，我们约好在山坡小路上会见，又是怎么出了岔子吗？”
“当时我回到了别墅，说道：‘爸爸，你知道谁到了旅馆吗？’他说：‘是查尔斯·赖德，我猜。’我说：‘为什么你想起他呢？’爸爸回答道：‘卡拉从巴黎回来带来了你和他来往很密的消息。他似乎很喜欢我的孩子们。不管怎样，把他带到这儿来吧；我想我们有空房间。’”
“你一度患了黄疸，不让我见你。”
“而当我得了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你也不敢来了。”
“去雷克斯的选区就不计其数了。”
“举行加冕典礼那个星期，你从伦敦逃出去了。你肩负着友好的使命去见岳父大人。那次你去牛津画了那幅他们并不喜欢的画。哟，不错，足足有一百天呢。”
“两年多的时间里浪费了一百天……没有一天感到冷淡、猜疑和失望。”
“从来没有过。”
我们陷入了沉默；只有鸟儿在橙树上用细小清脆的歌喉重迭地啁啾鸣叫；只有泉水在石雕动物中间潺潺低语。
朱莉娅从我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手帕，把手揩干了；然后点燃了一支烟卷。我唯恐打破了回忆的魅力，可是我们的思想这一次并没有想到一块去，朱莉娅最后开口时，她哀伤地说道：“还要多少天？又是一个一百天？”
“是一辈子。”
“查尔斯，我想和你结婚。”
“将来有一天吧；为什么要现在？”
“因为战争，”她说道，“今年，明年，战争说不定不久就会发生。我希望和你过一两天真正和平的日子。”
“这样就不和平吗？”
这时太阳已经落进山谷那边那排树林后面了；对面整个山坡已经笼罩在暮色里，下面的几泓湖水染成一片火红，光线把长长的影子拖在牧草地上，变得更浓、更辉煌，仿佛是回光返照，光线全部照射在这所房屋的石墙上，它照亮了窗户玻璃，辉映在檐口、柱廊和穹顶上，将堆积起来的泥土、石头、叶子的色彩和芳香扩散开来，把我身边这个女人的头部和双肩照得光彩夺目。
“你说的‘和平’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是眼前的情景？”
“比这复杂多了，”她又用一种冷冰冰干巴巴的腔调继续说道，“结婚并不是我们一时冲动就可以办成的事。首先要办一个离婚手续——是两个离婚手续。我们得好好筹划。”
“筹划、离婚、战争——都在这样的一个黄昏办。”
“有时候，”朱莉娅说，“我觉得过去和将来在两头挤得如此紧，根本就没有现在的地方。”
这时威尔科克斯走下台阶，进到落日余辉里，他告诉我们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在“彩绘客厅”里，百叶窗关上，窗帘拉上了，蜡烛点燃了。
“喂，这儿摆了三个人的餐具。”
“半个小时以前布赖兹赫德回来了，夫人。他留下话：他要回来稍晚一些，请你不要等他吃晚饭。”
“从他上次在这里算起，似乎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朱莉娅说道，“他在伦敦究竟干些什么呢？”
这是我们两人之间常常推测的一件事情——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奇想，因为布赖德是个神秘人物；一个从地底下出来的人；一只躲避阳光、长鼻硬嘴的、掘洞的冬眠动物。在他成年的一生中他完全无所事事，什么进入军界啦，进议院啦，去修道院啦，这些统统成了空话。而外界确实知道他做过的一切就是收藏火柴盒——这是因为在缺乏消息的淡季里，这件事成了某家报纸的一条新闻，标题为“贵族的不凡癖好”——就是收藏火柴盒；他把火柴盒摞在几个架子上保存，并且编了索引卡片，在他那个不算宽敞的威斯敏斯特的住所里，年复一年地火柴盒要占据着愈来愈大的空间。最初他对报纸给他引起的狼藉名声感到很狼狈，可是后来他却非常高兴，因为他发现这件新闻成了他同世界各地的火柴收藏家发生接触的手段了，现在他和那些人互通信件，互相交换复制品。除此之外，人们就不知道他还有别的什么爱好了。他仍然保持着马奇梅因家联合猎狐专家的地位，当他在家的时候，一个星期内就要恪尽厥职和人们去打两天猎；他从不和附近的领地更好一些的猎狐者一块去打猎。他对打猎也没有真正的热情，他在打猎的季节里出外围猎也不到十来次；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他倒是去看望婶婶和姨妈；他参加为天主教募捐而举行的聚餐会。在布赖兹赫德庄园，他履行当地一切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给讲台、宴会和委员会的会议室随身带来他自己的迟钝和冷漠的薄雾。
“上个星期在旺茨沃思人们发现有一个女孩子被人用一段有倒刺的铁丝勒死了，”我说道，并回想起一个古老的奇想。
“那肯定是布赖德。他可不正经。”
我们已经在餐桌边坐了一刻钟的时候，他才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穿着一件深绿丝绒的吸烟服闷闷不乐地走进房间，这套衣服他放在布赖兹赫德庄园，他每逢回来就穿上。在三十八岁的时候，他已经变得迟钝了，秃顶了，可能被误认为他有四十五岁了。
“哦，”他说，“哦，就你们两个；我原来还指望在这儿看到雷克斯呢。”
我经常纳闷他怎么看待我，怎么看待我一直住在这里；他似乎把我当作家庭成员接受了，不感到奇怪。过去两年里有两次他似乎以友好的举动而使我感到诧异；一次是这个圣诞节他寄给我一张他穿着马尔他爵士官服的照片，不久又邀请我同他一起去一家晚餐俱乐部。这两次举动有一个解释；一是他的照片印得太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二是他很以他的俱乐部为荣。这是各行各业的名流的奇怪的联谊会，他们每个月聚会一次，度过一个繁文缛礼滑稽可笑的夜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布赖德叫做“大公兄弟”——而且每个人都有一枚专门设计的、戴起来象征各自等级的宝石，就像骑士的勋章一样；他们的背心上都缀着俱乐部的纽扣，并且有一套讲究的引见客人的仪式；吃完了晚饭就读报纸，发表一通滑稽演说。显然他们争着要带来名流，由于布赖德朋友寥寥无几，又由于我还算有些名气，因此我就接到邀请。即使在这个吃喝交际的夜晚，我都能觉察出来我的主人散发出使联欢会不安的一股小小的磁波，却在自己周围创造出让大家感到尴尬的一池死水，他像死木头疙瘩一样冷静地漂浮在水上。
他坐在我的对面，垂着他那头发稀疏、粉红色的脑袋，俯在他的盘子上。
“喂，布赖德，有什么消息？”
“事实上，”他说道，“我有些消息。不过不必着急。”
“现在就跟我们说吧。”
他做了一个怪相，我认为这是表示“不能当着仆人们的面说”的意思，他接着说：“查尔斯，你的画怎么样了？”
“哪张画？”
“凡是你计划中的。”
“我开始画一张朱莉娅的素描，可是今天一整天光线都很难处理。”
“给朱莉娅画？我还以为你以前给她画过了呢。我想这是从画建筑变成画人物吧，这可困难多了。”
他说起话来常常要停顿很长时间，停顿时间里他的思想仿佛停滞了似的；而且总要别人提醒他刚才他说到什么地方了。这时大约过了一分多钟，他又说道：“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主题。”
“很对，布赖德。”
“如果我是个画家的话，”他说，“我每次都要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具有丰富的行动的主题，就像……”又一次停顿。我不知道会谈到什么？从伦敦到爱丁堡的快车？轻骑兵队的冲锋？抑或亨莱塞船会？接着他又出人意外的说道：“……就像麦克白。”把布赖德想象成为一个行动派画家那是极荒谬的；布赖德自己倒常常是很荒谬的，然而他以他表现出来的冷漠和无情赢得了一定的尊重。他既年事已长，又稚气未消；当代生活的气息他身上似乎一点也没有；他有些拘谨，难与人交往，对世事漠不关心，这些态度倒使人不得不尊敬他；尽管我们经常取笑他，不过他并非是完全可笑的，他有时甚至是令人生畏的。
我们一直在谈论中欧的消息，直到布赖德突然打断了枯燥的话题，他问道：“妈妈的首饰在什么地方了？”
“这就是她的，”朱莉娅说，“还有这个。她本人的东西都在我和科迪莉娅手里。属于家庭的首饰都送到银行去了。”
“我很久没有看见这些东西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全部首饰都看见过。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