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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澳门只剩20法里，我们已考虑在澳门停泊，这一天是1767年8月11日，这是我永远难于忘怀的日子。为此，我们加快了船速，穿行在无穷无尽的小岛和礁石之间，那些礁石光秃秃的，上面覆盖着干枯泛黄的青苔。由于月光有利于航行，我们在晚上10时左右到达距澳门1法里半的地方，抛锚停船。抛锚后，有人将一条小船放到海里，准备送外方传教会的祭司塞拉尔（Serrard）先生和多明我会的尼埃姆（Niem）神父上岸。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晁俊秀神父给昂塞莫神父的信（4）
六个月来，我扮演了很好的角色。一路上，没有人怀疑到我是耶稣会士，船长也不例外。他们都把我当做是塞拉尔先生的同僚，我也有意完全装成这副模样。但不和他一起去澳门就会使我露出马脚，我想到广州之前不暴露自己身份，因为葡萄牙人对我们的到来有许多担心。在茫然中，我考虑了一下，有了主意。尽管塞拉尔先生十分害怕，但我还是从头到脚乔装打扮起来，以免被人认出。我首先从更换装饰开始，我脱掉教士长袍，代之以一条镶蓝边的衣服，然后我戴上发套，腰里别一把短剑，手持一手杖，我就这样出发了。我在晚上11时到达澳门，首先需要去葡萄牙总督府邸。我完全预料到这一点，但我假扮“伯蒙号”船上的官员。我对总督说，我想知道次日早晨向澳门致意时需要发多少响礼炮。我们同意互致礼炮，一炮对一炮。午夜钟声敲响之际，我来到美丽的圣保罗教堂前，接着我来到外国传教会教士们的住处。他们向我通报了一系列坏消息。我从他们嘴里得知，暹罗王国刚被缅甸人摧毁，那里只留下一大片废墟，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惨死，外国传教会的教堂和神学院都遭彻底破坏。
我还听说，中国的情势也混乱不堪，云南（Yunnan）省和海南（Hainan）岛已经拿起武器反抗皇帝，周边省份也蠢蠢欲动，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向我补充道，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两位方济各会的德籍神父在广东省被捕，目前他们关在省府（与省同名法语中“广东”和“广州”都为Canton。——中译注，此信就是在该地写的）的监狱里。他们还说，在距此四五百法里之地，传教士们或被迫逃亡，或被迫躲藏，以躲避在此情况下必然出现的追捕。广东巡抚已派官员到澳门，了解是否有新的外国人进入到帝国之内，他愤怒地威胁葡人议事会，要求它此后应密切注意不让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
听了这么多令人沮丧的消息后，半夜三更我被迫返回船上。翌日，即８月１３日，天色微明，我们到达大河珠江（Kiang）口。这是进入中国的大门。我们逆流而上的河道在此仅１／４法里宽。保卫入口的两座要塞既小又丑，它们不配要塞之名。稍后，我们看到一座著名的高塔，它的用途是让皇帝二十四小时都能知道广东的消息，尽管皇帝距此有600法里之遥。此塔高八层，外部是瓷质的，装点着各种人像，里面覆盖着非常光亮的大理石，五颜六色。在厚厚的墙壁里，建有楼梯，藉此人们可以登上所有的层楼，每层美丽的大理石回廊装饰着金色的铁栅栏，使得围绕着塔身的飞檐更为秀美。在每层回廊的角上挂着小铃，风吹铃动，其声清脆悦耳。
8月13日这日下午，我们到达了能看到船泊地的地方，威风凛凛地行驶在各国船只之间，经过时传来阵阵他们向我们致敬的礼炮声。5时，我们在黄埔下锚。说真的，船上的日子本身并不好过，但对我来说，它显得并不太长。旅途中，我有一位外国传教会的僧侣为伴，这位年轻人虔诚热情，熟谙神道，善闭门思过，严以律己，该友善时则友善，诲人不倦。他为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到达黄埔后，我所见到的第一批人是金济时金济时，法国耶稣会士，比晁俊秀早数月抵广州，与晁俊秀同时入北京，1781年去世。——中译注（Collas）神父和毕若翰毕若翰，法国耶稣会士，与金济时同时抵广州，后返法兰西岛。——中译注（Beguin）神父。在第一声礼炮响起时，他们跳上一艘小船来到我面前。他们告诉我，我的神父长上已经到了广州，他知道我到达的消息后，就急忙赶来了。
虽然广州距黄埔约3法里，但翌日一早我们就到达了那里。我全身心地拥抱这座城市，就像一位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用不知疲倦的热忱转变非信教者信仰的老传教士。我从费若瑟（le Febvre）神父处得知，拉米拉尔（Lamiral）神父在10至11月之前潜入内地，但在距广州半法里处被捕，为了将他赎出，花费了2万锂锂，法国古代记账货币，计量各朝代、地区各有不同，一般1锂相当于1古斤银，约合490克。——中译注。他还对我谈到，他自己在等待返法的船只到来之前，今年（1767年）也曾试图深入内地传教，但被发现了，只是靠奇迹才逃脱非信教者们的狂暴。他再一次向我证实了人们所说的皇帝与云南燃起战火的事和方济各会教士被囚的事。现在这些教士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可能面临非常严厉的审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晁俊秀神父给昂塞莫神父的信（5）
没有比这样的境地更悲惨的了。朋友们在黄埔告诉我们时，他们就大声抱怨，完全有可能把我们送回到来的地方。费若瑟神父不畏人言。但为了应付危急的情势，他要我们留在船上，建议我们不要被负责来送食品的中国人看到。尽管我们小心翼翼，但在8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我还是被人撞见两次。一位中国老者深入我隐蔽的大房间，看到了我，他用葡萄牙语对我们船上的一名官员说：“这里有个神父。”一个时辰后，另一个中国人看到我就对我呵斥道“神父，神父……”我对他笑了笑，给他看我的发套。人们叫来了随船牧师，但他还认定我是“神父”。费若瑟神父听说后，就托人带话过来，要我穿丝绸的衣服。我一时听从了。我原以为如此就可以抬起头在船上到处跑了，但我错了。有一个为法国船服务了二十五年的中国人看到我，非常友好地握着我的手，然后叫了我一声“神父”。当时我在船楼上，周围有许多人。大家都围住阿兰（Alam，这是那个中国人的名字），说了所有希望能使他醒悟的话，但都没用，他还是一直称呼我“神父”。
然而，费若瑟神父向上帝祈祷，征求他对我们目的地的圣意。我内心已对上帝说过多次，我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他可以随时支配我，但惟一使我觉得代价沉重的是把我遣送回去，但如果需要，悉由上帝作主。我暗自怀有信心，一切都会好起来，吾主基督不会让我经受这样可怕的考验。
上级神父在8月23日来到船上，对我们说，绝对不能考虑深入内地，这件事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但我们可以去北京。由于这一安排使我们处在皇帝的保护之下，我们就可以大胆地上岸到广州了。我们中国商会的会长，他答应我们，巡抚一回来就处理我们的事，目前巡抚因战争之事而出巡了。他没有食言，是因为我们暗地里送了贵重的礼品。圣·弗朗索瓦日，巡抚叫人告诉我们，他已给皇帝写了信。这个厌恶欧洲人和基督徒的人为我们的节日不可能再送比这更好的礼物了。就这样我在广州已经两月有余，我听到和看到了很多事情，对此我能够向您娓娓道来。
据我所见，中国人与我们在欧洲的想像大致相近。但人们谈论他们时，讲的是他们的特征，而当我们过分贴近地观察他们时，这些特征似乎都不见了。在我们的画像中，过分地夸张了他们眼睛的细小和身材的矮小。我们发现，在一百人里，至少有二十人足以打扮成欧洲人。不过这也是必需的，否则我们传教士就不可能进入内陆，因为在通关时，要经过海关人员的检查，他们的眼力可是好得很。惟一会使欧洲人露出破绽的是他们的蓝眼珠。
杜赫德神父在他的描绘中对中国人过誉了。这些人可谓十恶俱全，而主要的是傲慢。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太残忍。但对信仰难以在这些人心中扎根，我却一点也不奇怪。他们非常善于模仿，但缺少一点灵气。在广州，四十人中三十五人所穿的全部衣服就是他们的短衬裤。当然也必须承认这里酷热难当：我也有点不适应。但我身体非常健康：什么东西都比不上神的召唤。神召使得一切都容易对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