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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各省现在普遍有一种“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中部不等于中游，不可能永远处于不上不下的状况。中部本来就和东部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如果西部再利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实行超常规发展，那么整个中部就要被甩到后面。
对湖北各级干部而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是要创造性地思维和工作，多讲切合本省实际的“湖北话”……切不能用照搬中央文件和普遍指示精神的“普通话”代替讲有特色的“湖北话”。
在湖北解放思想的任务也是艰巨、长期的。大别山、红安一带也是革命老区，全省有30多个老区县。老区的思想确实比较禁锢，比如最近黄岗与鄂州之间修了鄂黄长江公路大桥，这座桥本来在八十年代就应该修，但为什么不修呢？1985年黄岗市召开鄂东地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我们院长就提出“走将军路线，早日建好鄂黄长江公路大桥”，但全场哗然，当地干部认为没有必要建。建了从黄岗到武汉只要一个小时，但他们怕建了大桥后，黄岗会被隔江的鄂州市吞并去。结果桥修到九江和黄石去了，其实这两个地方渡口的人流量没有黄岗的大。这些干部的封闭思想和以粮为纲的思想非常严重，去外面考察就是考察以粮为纲的指标，回来以后也只写这方面的考察报告。所以这些地方过去工业一直发展不起来，乡镇企业发展也非常缓慢，民间资本很少，现在还只能走特色农业的道路，发展一些特色农业产品。
对全省各级干部而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是要创造性地思维和工作，多讲切合本省实际的“湖北话”，更多地针对性地研究湖北经济发展的矛盾，特别是在培育市场主体，构建投资环境，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发展湖北特色的产业、企业和产品等问题上，切不能用照搬中央文件和普遍指示精神的“普通话”代替讲有特色的“湖北话”。现在湖北提出的口号是“要走在中西部地区的前列”，定位比较科学适度，不但有鼓舞性，还有可操作性。湖北的发展不是要更多的口号，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干，以前不是没有口号，而是口号太多，大家都不相信口号了。我相信湖北今后的发展将会稳步推进。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6）
杜建国（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原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人家说我们湖北是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很多事情是湖北率先提出来的，比如说“两通起飞”，也就是说交通、流通都搞得很好，对于发展经济是大有益处的。像武汉历来是商品流通发达的地方，汉正街的小商品市场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很有名，但后来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走向专业化，生产经营是前店后厂，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了，而我们还停留在小商品集散地的水平。汉正街在中国最早起步，却没有成长壮大起来。武汉的交通在经济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我到过全国很多地方，发现武汉的交通确实还可以。但湖北没有利用“两通”的优势把经济发展起来，这和湖北的思想解放程度有很大关系，而且还有干部方面的原因。所以湖北这些年的发展落后了，比起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在全国的影响力也小得多。
湖北有些独特的优势只是属于资源范畴内，过多地谈这方面的优势就会低估人的作用，倘若干部队伍的素质不跟上，再好的优势都没多大作用。
过去湖北一直讲具有“九省通衢”、“居中得厚”、“承东启西”的优势，但这些话讲多了就没什么意思。一是江西、湖南等中部省份都可以讲自己是承东启西、居中得厚，这个优势不是湖北所独有。二是现在时过境迁，过去只有一条长江水道和京广线的时候，讲这些区位优势还可以，现在再强调这个优势已经有昨日黄花的意味。现在的长江水道有些地段其实荒废了，因为保护不够好，有些地段不能通行大吨位的轮船；而且水路运输比较慢，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现在上海到武汉的客轮已经取消，大家来回都是坐火车或者走高速公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后做生意都是电子决算或者网上交易，你说湖北这种区位还能有多少优势可言？
湖北现在有些独特的优势也只是属于资源范畴内的，过多地谈这方面的优势就会低估人的作用，倘若干部队伍的素质不跟上，再好的优势都没多大作用。像香港的区位优势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可只要改革开放一到位，上海马上就让香港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深圳现在还会谈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吗？这些优势都是暂时的，就是还有一些，也已经不明显。现在东部都在着力营造环境优势、人文优势，中部地区现在也只能在这方面下足功夫。
从一定意义上讲，对湖北经济发展目标科学定位，不仅是一个转变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转变党风，转变领导作风领导方式的问题。
这次湖北省党代会对全省的经济发展是站在一个战略角度来思考，与过去的切入点不一样。过去一些不切实际的提法现在不提了，比如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要把武汉建成国际性的大都市，成为“东方芝加哥” 。那时候想得很远大，先由一些专家提出来，政府也跟着炒作。现在大家都很务实，武汉只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就行了。过去还搞过经济指标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评上“十强县市”，结果导致部分市县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泛滥，“吹”风盛行，与泡沫经济互为推波助澜，以至相当一部分县市不能按月足额发放工资，发放最低社保。即使是“十强县市”，有几个能做到按月发放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工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对湖北经济发展目标科学定位，不仅是一个转变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转变党风，转变领导作风领导方式的问题。现在不搞这些名堂了，十分务实，省党代会提出湖北要成为现代物流中心区、现代机械制造中心区、金融贸易中心区等等，目标明确，有可操作性。湖北现在是一个农业大省、科技大省、文化大省，但我们要走向强省的地位。以后不再评“十强县市”，而是评“信用十佳城市”，这就要看各地的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如何了。
湖北的环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中部地区往往既有官商的恶习，又有奸商的劣根性，两者一结合，过去人家确实不敢到湖北来投资，湖北人是精明而不高明。俞书记来后下大力气抓了三个环境，即：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俞正声书记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当过主要领导，又在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工作过，经验丰富，能力很强。我参加过几次他主持或发表讲话的会议，发现他经常脱稿讲话，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风格，大家都很愿意听他作报告，在深受教育外，还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在通报张二江所犯罪行的电话会上，他痛斥张二江是“五毒书记”。他脱稿讲得相当好，不用整理就是一篇文章，国内很多报刊转载了。再比如谈到干部的学习问题，俞书记说：学习是一件好事，但学习的结果是要有真才实学，不能为了搞文凭而学习。我们这些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几个是博士、硕士呀？反正我不是什么士。共产党的干部大都是通过刻苦自学，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李先念、李瑞环同志是什么学历呀？但谁能说他们讲话没有思想、没有水平。林佳楣同志曾经和我说过，她第一次见到先念同志还以为他是一个儒生，是一个文化人。但我们都知道先念同志仅仅读过几年私塾，后来成为木匠，再后来参加了革命，完全是自学成才。陈云同志也只是读过几年书，可他的讲话多有哲理思想呀！与此对比，我们现在一些干部何必去追求一些徒有虚名的“博士”、“硕士”？随着形势的发展，今后干部的学历会越来越高，这是干部队伍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强调这一点并不排除使用那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学历不是评价干部的惟一标准。各级干部的心思要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不要用在追求一些名不符实的事情上。搞假文凭无非就是为了升迁，没有这种水平，硬说自己有这种水平。一个人如果在学习上都可以搞假，还有什么方面不可以搞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