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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地方财政收入为358元，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7元，在全国排第19位，这怎么能说在中部地区崛起？与东部发达省市相比，2000年湖北的人均GDP值分别为上海、江苏、浙江的20％、60％、5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上述三省市的11。5％、58％、47。75％。再和中部地区其他几个省份对比，曾经作为中部地区老大的湖北，2000年的人均GDP值分别为河南、湖南、重庆、安徽、江西的132％、125％、140％、147％、148％，以湖北的经济基础才比江西多48％，这简直是说不过去；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上述五省市的136％、131％、47％、122％、134％；而出口额占GDP的比重，除高于河南（2。6％），与湖南（3。7％）持平外，明显低于重庆（4。9％）、安徽（5。8％）、江西（5。5％），足见湖北不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拉大，而且与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经济对外依存度比多数邻省市还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现在也受到严峻挑战！
我很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一个观点，即现在中国的地区差距拉大了，一个国家划分为四个世界：上海、北京、深圳是第一世界，天津、广东、江苏、浙江、辽宁、福建是第二世界，西部的边疆地区是第四世界，在二、四世界之间的就是第三世界，很明显湖北是属于第三世界。
湖北经济发展不快的第四个因素，即区域经济内部怎么协调发展？武汉与湖北全省大中城市的关系协调得不够好，发展不平衡。湖北历届省委、省政府过分重视武汉的发展龙头地位，对武汉取之过多。武汉市的财政收入和GDP值均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在湖北的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吃饭、建设、发展、稳定都要靠武汉，这就给武汉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从武汉取之过多，对武汉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武汉真是步履蹒跚。
我们与辽宁、福建、广东、浙江、江苏作了一个比较：福建除了福州，还有厦门、泉州、漳州，发展得都不错。浙江除了杭州，更有宁波、温州、绍兴、台州等城市，而且宁波现在甚至有超过杭州之势。在江苏除了南京，还有一个苏锡常城市群，苏锡常作为单个城市来讲不是特大城市，但它们的经济总量在1995年甚至超过了上海。同样是长江流域的湖北省，武汉一个特大城市鹤立鸡群，经济发展缺少活力，而且一枝独秀的格局搞得不好就容易垮掉。再和辽宁省对比，人家除了沈阳这个大城市，还有大连，双雄争霸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它们能够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但湖北的黄石、宜昌、襄樊等中等城市与武汉的差距太大了，就像一个国家级的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个中学生比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过去难以给武汉比较宽松的政策，还因为省市之间一直是面和心不和。在建国初期，武汉是全国的四个直辖市之一，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委任状都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当时的湖北省会是武昌，中南局的机关在汉口。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又将武汉作为副省级计划单列市，这本身是件好事，客观上却加剧了省市之间的矛盾。湖北在20世纪80年代上马的一些项目，本来可以安排在武汉，以实现“成本最低、效益最好、投资最少”的目标，结果都没有安排在武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全国仅有少数几个冰箱生产厂，湖北自己引进松下技术的一家本来完全可以放在武汉，但最后还是去了沙市，因为武汉是计划单列市，上交中央的利税不一样，与湖北省在利益分成上有矛盾……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5）
中部地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农业发展方面长期以粮为纲，没有跳出农业抓农业。农业比重越大，产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这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部地区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农业发展方面长期以粮为纲，没有跳出农业抓农业。农业比重越大，产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这样。1981年时，全国有11个省提供商品粮，江西、江苏、湖南、广东、湖北都是提供10亿斤，安徽也接近这个数，连浙江当时都提供上亿斤商品粮。几年以后，江浙一带很快突破“以粮为纲”的局限，观念转变过来，不再当商品粮基地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非农产业上。现在全国能够提供商品粮的地方只有9个省区，又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
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就此动了感情：中部地区真不容易呀，不仅仅要背自己的米袋子、菜篮子，还要负责全国其他地方的米袋子、菜篮子。而且当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的价格高了以后，发达地区可能还不要你的米袋子、菜篮子，人家进口外国的粮食。有一年，湖北固定销给广东的粮食出价3毛钱一斤，他们只同意按2毛8分一斤收购，这样一来我们就吃了大亏，粮食积压了很多。这就是产业定位的思路出了偏差，好像中部地区天生应该成为商品粮专营基地，不能搞其他产业了。在其他非农产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农业特别是粮棉两大产业实际上还是半计划性质，在今天搞农业其实是在做贡献，理应得到国家更多的支持。1998年在湖北开了中部地区发展研讨会，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在一起研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认为，近几年中部地区的发展缓慢和中央有关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有很大关系。
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几个动作一起配合。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是牛鼻子，西部地区是牛尾巴，中部地区正是牛肚子。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场民族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部能不能发展起来。
湖北有一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他提出一个“牛肚子”理论。“文革”时期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另外一个老专家下放到襄阳湖放牛。俩人放了4头牛，其中一头老母牛不听话，滚到淤泥当中不起来。这两个书呆子，一个上前牵牛鼻子，一个拽牛尾巴，老母牛就是不起来。结果还是当地农民有办法，人家拿一个大竹杠子往牛肚子下一撬，老母牛一下就蹿上来了。张培刚先生说眼下中国问题不少，困难很多，就像一头陷入泥淖的大水牛。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几个动作一起配合。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是牛鼻子，西部地区是牛尾巴，中部地区正是牛肚子。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场民族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部能不能发展起来。
我们社科院还有一位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扁担理论”。1946年，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此拉开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当时邓小平同志说，大别山就像是一根大扁担，一头挑着华东，一头挑着西部。半个世纪后邓小平的沿江战略里，长江也像是一根大扁担，中部地区正好在扁担的中间，东头是上海，西头是重庆。但现在沿江战略得益的主要是两头，中部地区始终没有掀起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潮，没有成为国家一个发展战略的主体。所以中部地区的步伐总是比沿海地区慢一拍两拍，后者已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后期，是属于加快发展的阶段，我们则属于工业化的前期，还处在上升阶段。
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对中部的压力很大，中部各省都觉得要把本省的发展与西部开发紧紧联系在一起。湖北提出“东引西联”，湖南提出“东联西进”，均进行双向开炮；河南、安徽也大体是“东联西进”的意思，一方面继续靠强做大和东部地区业已存在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要立足于长远的发展，向西部地区推进，分享西部的市场空间。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的程度来看，中部大多数地方与西部大多数地方还是有层次性的，西部很多地方做不到的事情，中部地区正好能够做得到。比如：中部一些老工业基地的现代化设施在本地的利用已处于饱和状态，但在西部还有利用空间。中部地区在高新技术方面的人才整体上要比西部多，他们可以去为西部大开发服务。还有中部作为传统农产品基地，粮食、农副产品丰富，这些产品却是西部所缺少的，应该有着广大的市场……
中部各省现在普遍有一种“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中部不等于中游，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