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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一提起湖北人就比作“九头鸟”，据说明朝宰相张居正为了反对当时日益引起民愤的吏治腐败，选拔了9个人当监察御史，他们在全国各地明查暗访，专门打击贪官污吏，一时间也是海晏河清，老百姓直呼青天。这9个人都是湖广人，当时湖北、湖南没有分省，他们不一定都是湖北人，但老百姓认为湖北人厉害，只要湖北佬一出面，没有搞不惦的事情，“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就是一种赞扬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元朝末年有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刘基（刘伯温），他是朱元璋的谋士，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后来有人问他，那么多揭竿而起的人都没有成功，朱元璋一个放牛娃却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此，刘基在他的一本书《郁离子》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只鸟长了九个头，可喂鸟的食只有一把，结果九个头都去争这把鸟食，互相争得头破血流。其实九个头共一个肚子，一个胃，不论哪一个头吃到了鸟食，所吸收的营养都供养着九个头，何必去争呢？刘基把那些农民起义比作九头鸟争食，互相残杀。而朱元璋坐山观虎斗，等别人一番自相残杀之后自己起来了。这个故事中的“九头鸟”是贬义，含有“窝里斗”的意思。有人把这两方面意思联系起来，一方面说湖北人精明强干，一方面说湖北人喜欢窝里斗。所以“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因为头代表着智慧，九个头说明智商高；头也代表着生命，现代医学认为生命的死亡不是心脏死亡，而是脑死亡，有九个头说明生命力顽强。毛泽东也比较欣赏“九头鸟”，在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在致欢迎辞时说：“敌人五次围剿砍了你们五次脑壳，可你们还有四个脑壳，九头鸟不得了，要翻天呀！”蒋介石却气得骂“九头鸟”，曾说过“娘希匹，九头鸟难缠！”
湖北人的性格与湖北的地域、气候有很大关系。我是一个爱出汗的人，但我到北方吐鲁番那么热的地方，只要躲到树荫下面一吹风，身上的汗马上就干了。而在武汉像是在洗桑拿，是一种闷热，给人一种受压抑的感觉，所以人比较毛躁、脾气大，做事虎头蛇尾。江西和湖南也有这种共性，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有韧性，有人把湖南人比作驴子，驴子有两个特点：一是韧性；二是倔强。这样的性格只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做对了，对到底；二是搞错了也要错到底。有人曾问过清末重臣李鸿章最怕什么？他说最怕湖南人造反，湖南人造反是不好对付的，因为他们有驴子精神。湖北人似乎比较灵活，发现走不通马上就不走了，但同时有可能把一些好的东西也给丢了。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4）
胡平：用“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人还是比较形象的，湖北人确实比较精明强干，但也确实有些不好的方面。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广东人如果想要骗你，他一开始就骗，中途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比如：一个杯子本来只要5块钱，但广东人一开始骗你就卖10块钱，而武汉人可能一开始8块钱卖给你，中途可能在你不注意时要搞点小动作，换一个只值4块钱的更差的杯子给你。武汉人喜欢不停地做这种小动作，所以有些外地人觉得武汉人很难打交道，而有些武汉人还自认为比较聪明。还有一位湖北籍的北京企业家这样认为，湖北商人小智慧特别多，大智慧太少，大目标少，把关系看得特别重。武汉市场、湖北市场就是一个特别怪异的市场，很多品牌在湖北就失败，很多家用电器在湖北就卖不出去。而且，很多方面跟东北人一样，关系好我就帮你做，关系不好我就不给你卖，这个关系在当地相当重要。如果说在北京是谁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听谁的，那么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
陈文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以来，湖北有三次大的开放。第一次开放是被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逼出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成了13个通商口岸之一。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在汉口搞了几个兵工厂，奠定了湖北工业基地的基础，并把汉口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这是湖北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发展。第二次开放在抗日战争以前（1928年～1937年），这是湖北尤其是武汉发展的黄金时期，从出口情况来讲，当时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内河港口，与天津不相上下。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大撤退时退到武汉，当时的武汉事实上相当于临时首都，中央党政军机关都搬来这里。这一时期充分发挥了湖北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带动了全省的经济发展。第三次开放，就是建国后“一五”计划一直到“六五”计划，这是湖北百年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把湖北作为新中国的投资重点之一，当时156个大项目中大概有七、八个项目放在武汉，比如：武汉钢铁厂、武昌造船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到“六五”后期，湖北建立了以“一二三”大型企业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具体来讲：“一”是指武钢；“二”是第二汽车制造厂；“三”就是指“330葛洲坝工程”。
从2000年的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可以分析出，湖北不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拉大，而且与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经济对外依存度比多数邻省市还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现在受到严峻挑战！
从1985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北的经济发展处于徘徊阶段。20世纪80年代里，湖北的综合实力在全国大概排第6位至第8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北在全国排十多位。湖北的落后有四个主客观因素，一是国家从1984年开始实行沿海战略，国家战略东移，湖北不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靠中央政府投资推动的工业化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二是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湖北，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不少人仍沉浸在“我是国家的大中型工业基地，是社会主义工业的长子，当然要享受国家的优厚待遇。中央给项目，我就能发展；中央不给项目，我当然发展不起来”的思维中，不会去想是否还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来发展经济，比如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而那时东部沿海地区，除了有中央的投资，还有政策的扶持，本身的思想观念也很解放，发展得非常快。20世纪80年代初期，湖北乡镇企业的产值与山东、江苏、浙江不相上下。1985年以后，人家是以几何速度在增长，我们还是在原来的水平上矮子爬楼梯，一步一步地来。国有企业的优势没有了，非国有企业又没有发展起来，这是湖北逐渐落后的主要原因。
三是湖北不同于江西、湖南、河南等中部省份，它既是老工业基地，又是老农业基地。凡是基地就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深重烙印，工业的产品按计划上交，农业产品也是按计划上交，不像单纯的老工业基地，只要上交工业产品就可以了，湖北这种情况类似于黑龙江和吉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工农业基地兼备的好处就是既有工业产品，又有丰富的农产品，日子过得很顺手。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城市中的国有工业也受到挑战。公有制企业越多，包袱就越沉重。湖北正是背着老工业基地和老农业基地的双重包袱，所以日子更加难过，经济出现大的滑坡。
1987年我们社科院的两个学者提出了口号，即“湖北要在中部地区崛起”，当时湖北省党代会也把这个口号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指导思想。但是从1987年到20世纪90年代，湖北与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在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优势也大大缩小了，因为湖北原来的起点应该比中部几个省份高。有人开玩笑说，“湖北不但没有在中部地区崛起，反而成了一个面锅”，（面锅是武汉街头卖的一种中间凹下去周围凸起来的早点）。
从2000年的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可以分析出：当年湖北的国民生产总值是4；275。32亿元，在全国排第10名（也有人说是第9），但人均GDP为7；188元，仅略等于全国平均水平7；078元，在全国排第13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35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