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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基本的事实是，蒋中正从没有把《宪法》带到台湾来，所以他实在也不必自作多情的承诺再把《宪法》带回大陆去。证据就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当四十年前《中华民国宪法》公布实施时，国民大会同时就制定《临时条款》，在《临时条款》中，无耻的宣布：第一、蒋中正可以随时下令戒严，随时下令剥夺人权，而不需要任何人同意（《临时条款》第一条）。第二、蒋中正可以连任总统，直到死亡（第二条）。第三、蒋中正可任命任何人充当人民选出的代表，来选他永做总统（第六条）。
从这些强悍措施，可看出《中华民国宪法》刚刚诞生，立刻就被他凿眼断肢，挖去心脏。蒋中正带到台湾的不过是一具残骸，正靠这残骸，才把总统位置巧妙的传给长子蒋经国。《临时条款》不过是「蒋家权力巩固条款」或「蒋家帝位继承条款」，如此而已。假设不是整个世界形势发生转变，蒋家宝座传到第三代，应该没有特殊困难。
虽然蒋家王朝只维持两代，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超过「五胡乱华」及五代时期大多数政权，完全依靠《临时条款》。在这个大法之下，蒋中正手握罗素先生所说的赤裸权力，全神贯注的经营传子大业。退守台湾前二十年的官场记录，高阶层遇到稍为重要的人事任命，诸如上校级团长人选，都必须「跟经国谈谈」，这和袁世凯时代「跟克定谈谈」，完全是一个模式！所以蒋中正仍健在时（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余年，就是为传位而奋斗），蒋经国的继承基础，已完全奠定。强人政治之所以能和平转移政权，原因在此，这种能源来自《临时条款》。
所以，中国自盘古先生开天辟地以来，直到今天（二十世纪的一九九一年四月），从没有过《宪法》──我们实在不愿再谈到共产党的《宪法》，那比国民党的《宪法》，更被当作笑柄。仅只《临时条款》就在台湾这个小岛上维持蒋家王朝四十年的统治。在没有《宪法》的空白中，突然听到要恢复《宪法》的本来面貌，真有点恍恍然难以适应。霎时间我们就面对着三大难题，一是共产党的定位，一是中华民国的定位，一是台湾朝野人士心理的调适。这些难题，即令蒋家王朝仍在，也无力解决。但残存的蒋家王朝的遗老遗少，似乎仍想用过去曾经灵光过的那一套来解决，正是我们的隐忧。
中国人从没有被《宪法》保护的经验，而只在纸上了解《宪法》带给人民很多好处。现在当海峡东岸的中国人正走入真正宪政大道时，却又出现分裂、和因分裂而随时会发生更大灾难的局面，使人沮丧。《中华民国宪法》因不能推行到大陆，因而连带的使国民大会等中央级民意机关，也不包括人民直接选出的大陆代表，多么坎坷的命运！一开始就残缺不全！一个只包括台湾一省及福建两县的《宪法》，怎么能等于《临时条款》颁订前的《宪法》？也因为《临时条款》与《宪法》同时诞生，这是一个困局，没有人能够解开，那需要时间，除非采「跳楼治头痛」的激烈处方，「急统」「急独」两派人士，都认为这是唯一方法。同一事实，竟有恰恰相反的两个迥然不同的判断。习惯于单选题的两极想法，是响尾蛇尾巴发出的音乐。
无论如何，《临时条款》的废止，正式宣告蒋家权势的消失，意义是正面的，在台湾的中国人总算度过黑暗时期。希望下一步不要一脚踏进另一个黑暗时期。翻阅过去的史书，实在使人忧心忡忡。
一九九一？四？台北──一九九一？五？香港《明报月刊》
中日两国的命运何等不同
──《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日译本序
伦敦《卫报》驻北京记者白克尔先生（Jasper Becker），从北京经香港到台北，问了我一系列问题，我都能一一回答，但其中一项却使我沉思良久，那就是，他问：「世界各国文学的主流，都是小说，为什么单单中国却是杂文？」
我忘记当时怎么回答，可能因为我不满意当时的回答而故意把它忘记。直到今天，我都仍在思索这个问题，而依旧找不出自认为圆满的答案。最简单的遁词是：民族性不同。问题在于，难道其他各国的民族性全都相同？我想，中国读者所以如此的接受杂文，可能跟中国长期的独裁封建制度有关，人民需要作家直接了当的棒喝。
我写过八部小说，而杂文则是小说的四倍，但使我的杂文在世界华语社会所以「享有盛名」，还另有原因：台湾国民党政府兴起文字狱囚禁我九年二十六天；大陆共产党政府则先行大量出版我的着作，接着对我全面批斗。如果说这是一种政府对作家礼遇的话，我应是世界上最最受优待的作家之一。
我最大的罪状，是我毫无保留的暴露了中国人的缺点，中国长期的在既得利益阶层顽强颟顸的固守之下，善良广大的中国小民，被奴化、愚化的结果，变得同样顽强颟顸，使中国人的命运永远停留在悲惨的谷底，无论怎么努力，都站起来又跌倒、再站起来再跌倒……不断跌倒，永无止境跌倒！我不仅怀疑：中国人是不是受了诅咒！为什么日本人比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要晚，又受到二次大战毁灭性的戕害，今天竟能脱胎换骨；中国反而越来越糟？岂不是阿洛依神的巫法在中国人身上发生威力，使中国人身上布满虚骄、自私和浅碟子的毒菌！
当这本小册的日文版出版前夕，我要举出一件事实，希望日本朋友了解中日两国的命运，是何等的不同：当中国战败时，中国政府要付出使全体中国人啼饥号寒的巨额赔款。当日本战败时，日本不但不必赔偿一文，中国反倒要感谢日本给予的国际承认。这个例子，说明了中国人灾难的来源。
然而，加到中国人身上的诅咒，因中国人已经觉悟的缘故，势将逐渐解除。我绝不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神话，但我相信，中国人度过满面羞惭的反省期之后，将恢复往日雄姿，跟日本人一样，尊严的站立在万邦之中。日本读者朋友一定乐于看到中国人茁壮成长。
杂文和诗一样，很难译成外文 ，我相信我的意思在金若静女士的流畅译笔之下，能完全呈献在日本读者面前，特别在此致谢；并再谢谢鹤冈陈巳先生，他赐给的热情信件，给我很大鼓励。
──一九九一？六？十二？吉隆坡《南洋商报》
在悲壮中挣扎
──《丑陋的中国人》英译本序
在中国，一个作家的道路，不但崎岖，而且充满危险。我从事写作超过四十年，五○年代我写小说，六○年代我用一种独特的文体写专栏，表达我对社会不公平的抗议，终被国民党政府以「共产党间谍」罪名，逮捕下狱，要求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来从轻判我十二年有期徒刑。在这段长期监禁中，使我对中国问题有充份时间思考，也使我更为肯定我入狱前的想法：「传统的酱缸文化，是中国社会的百病之源！」七○年代末期我获释出狱，一直想写一部惊醒中国人长期以来虚骄颟顸的着作，但那时我必须先全力投入我在狱中所写《中国人史纲》等历史丛书的整理，使我不得不暂时把原先的想法搁置。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作家聚会，接受当地中国留学生的讲演邀请。这个长期压抑在内心的想法，澎湃涌出。──出狱之后，我甚至不准用探讨「酱缸文化」这个主题向我的同胞演讲。于是，我决定藉着这个身在美国的机会，把它说出来，我用「丑陋的中国人」为题，就是希望引起我的同胞的警觉和猛省。
而包括〈丑陋的中国人〉讲稿的这本书，不久有了日文译本及朝鲜文译本，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更有五种版本出现，掀起被当时媒体称之为「柏杨热」的浪潮。可是，第二年（一九八七），北京《光明日报》──中国共产党最高文化机关报，却突然开始对我用巨大篇幅批判，接着是全国揭起「文化大革命」模式的普遍攻击。事后，从报导上获悉，《丑陋的中国人》已被卷入中国共产党高层内部斗争，因为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先生曾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