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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第2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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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中摘录几段,同样乞求你仔细阅读。
   鲁迅先生说:
   「我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早晨,才知道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此恶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今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他们是受人利用的。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枪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但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水,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处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料。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为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勇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北洋军阀屠杀学生后二十年,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后四十年,共产党政府屠杀学生。每一次屠杀的人数,都比上一次多,而且,二○年代屠杀学生,「有尸骸为证」;四○年代屠杀学生,有照片为证;八○年代屠杀学生,却没有一具尸体。中国人民解放军跟国民党军队、北洋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点是,人民解放军有收尸队的组织。所以共产党政府袁木先生坚决认为没有死一个人。全世界都被这种气不发喘、面不改色的巨谎、吓得目瞪口呆。因为他充份发扬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说谎就是美德。
   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上的奋斗纲领:「反对摧残人权、屠杀青年,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身体等基本自由!」
   当初,这正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说明中国人丝毫没有进步,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学生死亡的人数从少到多、从有尸到无尸,似乎也说明中国人进步之速,至堪惊人。
   苍天,我们到底受了什么诅咒!
   ──一九八九?九?一○?台北《自立晚报》
   
   
   「虽千万人吾往矣」
   当大地春回,一片青山绿水呈现人间时,谁都难以想像,就在不久之前,极目所及,还是万里冰封,一不小心伸出五指,都会断裂。
   这就是台湾,解严之后和解严之前强烈的对比。现在,九○年代开始,我们身处大地春回的环境,很多年轻人认为言论箝制和思想戒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年以上的朋友,恐怕记忆犹新,使我们对今天所过的强差人意的太平日子,深知得来不易,而更万分珍惜。也使我们难以掩饰回忆那漫长的黑暗,和在断指裂肤酷冷之下,有一只救难的手,不断悄悄伸出,多少受迫害的知识份子,因此得以重获生命。
   这只手,就是《中国时报》。在文字狱如火如荼的时代,报社就好像一个火药库,编辑、校对、作者、排字工友,和报社负责人,每天都在那里猛敲炸弹──一个字就是一个炸弹。随便举一个小故事,作为说明:排字工友一不小心把「中央」排成「中共」,校对职员又没有校出来,就至少会有两个人要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编辑和作者更随时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没有一个人敢为这些毫无保护的知识份子说一句话,反而更有一些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是知识份子),为了表演忠贞,还要落井下石。
   在这个畸形社会中,当一位陷于恐怖的知识份子,走投无路,台湾虽然报社林立,也只有《中国时报》肯给他一份工作,或肯给他具体帮助。当一位编辑被治安单位「约谈」,全家战栗时,余纪忠先生总是要求把「约谈」的地点改在报社,希望扭转扣押的情势。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时报》跟若干掌握权柄的大人物之间的冲突,日益升高,当然引起同样日益升高的打击。最严厉的是一项发生在不久之前,迫使美洲《中国时报》关闭,一位当时还炙手可热的先生,誓言:「《中国时报》连一分钱都汇不出去!」于是,在美国销售量庞大、代表国家言论自由崭新形象的这份华文报纸,就这样的被活活扼杀。写到这里,为这个从黑暗中走过来的国家,兴起无限悲叹。
   我不愿故意不提我自己的亲身遭遇,当我经过十年牢狱之灾,于一九七七年出狱后,台北像一个冰窖,人们都把我视作有辐射线的蛇蝎,我十分孤独、恐慌,也只有《中国时报》邀我出席那一年的作者联谊会,在冠盖云集的大厅中,余纪忠先生突然宣布:「我们欢迎柏杨归队!」这是我的殊荣,我感到人生充满温暖,那只一直照顾知识份子三十年的温暖的手,正向我伸出。接着,《中国时报》开辟了〔柏杨专栏〕,「一个政治犯竟跃登全国第一大报的版面,立即引起激烈的反弹,起初只是文字攻击,后来有一次警备司令部召开的文宣会报上,一位在大学当系主任的教授,曾向最高治安单位指控《中国时报》「别有居心」。这对稍后的美洲《中国时报》的扼杀,有血缘上的关系,使我对《中国时报》负疚良深。
   现在,多少报纸都在自诩他们力持正义,天下第一无畏,但人们不会忘记腥风血雨的漫长黑暗日子里,只有《中国时报》冒着不可测的危险,给知识份子一盏明灯,和一份温暖。这需要智慧,也需要道德勇气。记得当年围剿《自由中国》杂志时,台北《中华日报》社长曹圣芬在社论中大吼说:「虽千万人,吾往矣!」雷震先生在社论中嘲笑说:「背靠权势,虽千万人吾往矣,有什么稀奇!」《中国时报》却是面对权势,虽千万人吾往矣,际此《中国时报》庆祝她四十周年的时候,借此一角,写出我的感受,献出我的感谢、祝福。
   ──一九九○?一○?二?台北《中国时报》
   
   
   蒋家权势消失
   台北报纸,刊出总统李登辉谈话,宣布将废止附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是一件大事,但舆论的反应与其说并不热烈,不如说简直十分冷淡。因为事情发展到今天,好像已走到隧道尽头,光线的呈现,早在预料之中。而且,最近几年以来,这项条款已不能再造成明显而巨大的新的灾害,很多人已经淡忘。法律的要件之一,必须是可能执行,而且有人执行,否则任何法律都不过一张写字的废纸。如果立法机构通过一条法律:咳嗽一声,一律斩首。就等于没有通过,因为不可能执行,也没有人执行。《临时条款》经四十年的奋勇喋血,时至今日,已进入不可能执行和没有人执行的老境。即令不废止,也等于废止。只不过在法治时代,大家需要公开的和合法的废止程序。
   没有人因《临时条款》的废止而欣喜,理由如此简单。但回顾前尘,内心充满的却是啼笑皆非和无限伤感。几乎从懂事的日子开始,我就听到「《宪法》是国家的基本大法」等等智慧的语言,对《宪法》充满尊敬。而在本世纪(二十)五○、六○年代,更常听到当时总统蒋中正信誓旦旦的保证:「我把这部《宪法》带到台湾,也要把它带回大陆!」听到的人以及稍后在报上、书上看到这些话的人,无不动容。我想我有天生的非坐牢不可的命运,一种无可奈何,与生俱来的质疑性格,使我总是不能顺着吠声也吠,曾经向朋友提出抗议:「他在说谎,他知道他带不回去!」根据历史推演(似乎是历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有三大例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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