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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我回到隔绝了四十年之久的中国大陆，发现自己声名大噪，上海街头，连行人都能藉着书上的照片指认出我。中共全面封杀、查禁的结果，效应是两极的；有的把我推崇为洞烛机微的先知，是中国人的救星；有的恰恰相反，斥责我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和卖国贼。直到一个月前──一九九○年十二月，我应邀赴新加坡访问，英文《海峡时报》还用Cover Story半版篇幅，刊出我的照片，标题是：「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回应，我内心充满感谢，但我并不兴奋。因为自一九五○年开始出版第一本书以来，我写过小说、杂文、诗、报导文学、历史，迄今凡一百五十余部。虽然我的报导文学曾被拍成电影，历史着作曾被指定为大学参考书，小说和诗也曾被译为外文出版，可是，想不到最后却以一篇抨击中国文化的讲演稿引伸出来的一本书，在全世界华人中激起轩然大波。使我了解，无论赞成或反对，两方面人士都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续绝存亡的关怀，这显示大家质疑或维护自己文化的兴趣，远凌驾于对文学作品及历史着作的欣赏，对一个作家而言，多少有点落寞。
我绝不认为中国人的品质低落，假如中国人真的有遗传性的智障，我一定会直率的指出。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门的六四事件，中国人显现出真正的文明人的面貌：热情、温暖、守纪律、充满爱心，使北京一度恢复为温馨之城，眼看《丑陋的中国人》行将成为使人失笑的谤书。然而，霎时之间，一切恢复原状。难道中国人真的受到诅咒？永远跌倒再爬起，爬起再跌倒？中国人的善良和智慧，先是被儒家文化中最劣质的部份，和专制政治中最劣质的部份，联合摧残，形成文明史上最庞大的酱缸。二十世纪五○年代之后，再加上社会主义中最劣质的部份──公有制和个人崇拜，胶着成为国际性的文化病毒，使中国人变成今天这样奄奄一息，无法像东欧人民一样，一旦觉悟，立即春回大地，再现生机。
中共激烈的批斗，使这本书引起西方朋友的注意，以致有今天英译本的出现。我希望西方朋友了解：这是中国人一次沉痛的觉醒，开始有胆量面对自己的缺点。如果我不能在这方面引导西方朋友深思，而被误认为我不过只提供一份使大家嘲笑中国人的新资料，那不但是我的不幸，也是中国人和全世界人的不幸，因为那就抹杀了这个庞大族群是如何在悲壮中挣扎反省的努力。
六四天安门的震撼事件，使我们在一瞬间看到政治束缚解除后中国人的真正面貌，但文化束缚，却不能一下解除，我相信那要藉着市场经济恢复、民主政治实行，以及中国有一个较长期的和平，中国人才会呈现一种健康风貌。
每个国家都有黑暗时期，发生很多不堪入目的现象；中国亦然。不同的是，中国的黑暗时期是如此的漫长。不过，当一向以面子为第一生命的中国人，开始吼叫「丑陋的中国人」时，就表示一个脱离丑陋的时代，就要开始。我盼望西方朋友赐给我们鞭策和祝福，中国人会用感谢之情，作为回报。
──一九九一？七？六？吉隆坡《星洲日报》
永远相爱相重
──《河南辉县志》前言
在实用性极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认为历史的功能只有一种，那就是为后人提供教训，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要接受历史教训的勉励。问题是，这项功能虽然被过高评估，而实际上，效果却最小。否则，中国人在吸收了比其他国家更久更多的教训之后，今天的社会，应该比其他国家更好才对。悠久的历史不但没有带给我们教训，反而衍生特别沉重的压力，使我们更僵化、更落后。
历史真正发挥的力量，在特殊的史书──县志上，可以体验，说明历史最大的功能之一，是使我们在回顾之中，产生浓厚的归属情结，是使我们了解所来自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情景！美国《根》的作者所以寻根，一直寻到非洲，并不是想从其中取得教训，而是想从其中取得心灵的稳定和充实。
我的祖籍是河南省辉县（这个「县」于一九八八年改制为「市」，称「辉县市」），我始终认为辉县人（包括我的家族在内），都是从「山西省，洪洞县，槐树下，碎锅片」的山西省，由北向南迁移而来，所以那个以苏三女士闻名的洪洞县，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和温暖。可是，最近几年，有些人认为所有辉县人不是来自山西，而是来自江西，迁移的方向，恰恰由南向北。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吸引和温暖的怀念，霎时间从苏三身上，移到「老表」身上。这种历史感情，不含政治以及地缘杂质。
本书《辉县志》记载的史迹，始于纪元前二三五七年，终于纪元后一八三五年，虽很详尽，却也有大的遗漏。像纪元前九世纪，辉县是共国所在，闻名史册的周王朝「共和之治」，据说就是由共国国君主持国政。而最使辉县人震撼的，还有纪元前三世纪的一件大事，秦国国王嬴政，把当时世界上最后一个独立王国、齐国国王田建，囚禁辉县，田建父子双双饿死。可惜，县志不载。而自一八三五年之后，迄今一百五十八年之久，辉县的现代人文，也全部空白，不知是后人的堕落，还是时代已改变到不再需要县志。
我是二十世纪四○年代末，辗转来台的辉县移民之一，大多数移民都是随军而至，我却是逃难，最新式的名词是「投奔自由」。所以稍早之前，还有少数乡亲坚持他是「旅台」。事实上，有的移民已有了第四代，大多数已改用「留台」「居台」，台湾已成故土。
八○年代稍后，世界政治形势改变，再一次证明一句西方谚语：「时间可以办到炸弹办不到的事。」分悬两岸悬念的戚友，得以再见。而这部《河南辉县志》，也由热爱乡土的马永涛先生取得，可是太过破败，几乎触手即碎。我因担任台湾河南辉县同乡会会长之故，马永涛先生一再推荐，希望能在台湾把它出版，使我觉得应负这项责任。经他的辛苦整理，在他写的〈重印序〉中，有详细的报告。
际此全书校对完竣，即将装订成册之际，在卷头写此数语，希望海峡两岸乡亲，共同珍惜我们同出一源的感情，永远相爱相重。当若干年后，远在河南的《新辉县县志》出版时，希望能记载台湾移民后裔的贡献，而台湾移民后裔也应将更大的成就，来回馈台湾，荣耀母土。
──一九九三？六？二○？于台北新店花园新城
一将成名万骨枯
大陆沦陷，我从渖阳逃出来，将往锦州时，看到一个国军士兵，一只腿从大腿那边被折断，鲜血滴滴外流，拄个拐杖，走几步路就跌倒一次，情况十分凄凉。
过去，在台湾的外省人，被认为都是当权派，他们的家族在大陆，却不断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逃到台湾？」「你知道你们逃到台湾后我们的日子怎么过的吗？」
忽然之间，两岸通了，有台湾关系的人，一夜之间，变成国宝，使我想起来那个断腿的国军，我想他一定死了，但是他家里人不知道，恐怕还在盼望他回来，盼望他衣锦还乡。
共产党认为在台湾的国军都是叛徒，其实有不少的士兵都是抓夫抓来的，因为军队的人数不够，所以当时的国民党就大量搜捕青少年。我坐牢的时候，有一些老兵班长喝了酒就趴在地下，从递饭洞口向我们囚犯诟骂国民党：「当初我只是背着书包到学校、才初中一年级，却被抓走了，家里没有消息。」语气十分哀恸。
在我的家乡，我就亲眼看到一个年轻人被拉走了，军队开拔时，本来军人去从军都应安排欢呼，但是，我们哪有欢呼，街道两边的人都傻傻站在那里，年轻人的妈妈一看到她的儿子，就冲上去大喊：「小三子，你要赶紧跑啊！」当时，就有一个班长拿着枪托打那个可怜的妈妈，真是，真是，这就是国民革命军吗？
一九五九、一九六○年时，我更亲眼看到眷村的小孩子，在眷村水沟中捞菜叶子吃，蒋经国过去喜欢视察，喜欢开会听听民隐，有一次他生气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