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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筹安会”利用他的论文立论，古德诺也感受到了某种压力。“筹安会”的声明一出，古氏大呼冤枉（袁世凯的机要幕僚张一麐说：“筹安会借古德诺立言，古德诺向予大叫其冤。”见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立即致函美国驻华公使馆详细说明情况，并附上他为袁世凯写的备忘录全文，同时在报上发表声明，禁止把他的名字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这样的话连在一起，并重复了他在备忘录中与中国有关的一段说法，说明他从未主张中国现在恢复帝制。在8月18日对报界发表的声明中，古氏扼要重复了备忘录中的观点。他特别声明，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情况下君主制都优于共和制，而是认为视国情而异。中国的国情一般说来更适宜君主制，但是现在要从共和回到君主制，就需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记者追问他是否认为中国具备这些条件，他仍然拒不作答，重复了备忘录最后的几句话。古德诺还对人说：“余回美时，不知将如何为邦人诘责。”
除了古德诺的自辩外，义务为古氏辩护者也是史不绝书。1916年6月20日，北京的《英文晚报》发表《古德诺博士及其评家》一文，为古氏辩解。文章称：
自去年八月间，中国帝制运动发轫，古氏乃不幸为时人所批评。是时中国热心帝制者，群思利用古氏之姓名以为号召之资，惟将古氏之意见解释错误，以致激动众议，批评之者甚多。惟批评家之出于美国人者，美国原为共和国体，自属当然；何以英、日向为帝制，亦多批评之人耶？批评家而为向抱共和主义之人，固亦在情理之中，然彼等如能一思古氏所以发此议论者，实出于彼之热诚，愿见中国之强，则持论较为平允矣。且古氏条议原稿，比较君主、共和两政体之得失，无偏无倚，并明明指示中国业已试验共和，如翻改为君主应先有必需之要件，其中或有数语贻人口实，然其各要点，均有可资悉心研究之价值，不能一概抹倒。夫君主与共和问题，实未尝经公然及静稳之辩论，古氏之条议原可公诸众人，为学理之研究，仅可从长商议，延至数十年而不嫌其久。……古氏明言如欲恢复帝制，必须先得中国国民理想家之许可，故非俟研究完善，众议佥同，不能遭尔取消共和制度。帝政党则不然，除胁迫外，未尝将此事付诸全国之理想家细心思想并论断得失。夫无论采用何种国体，倘不许其静稳研究，而遽行之，其必失败也。……总之，恶评古氏，其结果并令外人寒心，尤令美国人不敢复以诚意谈中国问题。……不知古氏对于已卓著有价值之功绩，其评论之者，殊欠公允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光庶先生撰文说：“古（德诺）及有贺（长雄）所言，皆属研讨中之自由理论，毫无蓄意劝进之企图，显为杨（度）、孙（毓筠）等筹安会人士逢迎袁意（后据杨说是袁子克定授意而为），而利用两文以达其拥戴帝制之目的。”胡氏引《施肇基回忆录》中“古为人正直，决不就袁意为言也”后，指出：“是则古氏决无劝进之意，帝制乃为梁等曲意逢迎而造成可知。”（胡光庶：《影响中国现代化的一百洋客》，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迄今为止，对古德诺最强有力的辩护来自资中筠、任晓先生。资中，筠教授在《读书》1998年第11期发表《关键在于立宪》一文，说“当时古氏对袁有称帝意图全然不知，只根据自己的认识写了一份理论探讨的文件，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备忘录作为一篇学术论文，从学理上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立论相当严谨的，其对英、法、美制度的比较也与一般的共识大体上差不多。对拉美各国的看法也是符合实情的。关于中国，有一点往往为论者所忽视的是，全文有一个重要的大前提是‘立宪’。在论述共和与君主的优劣时，其出发点始终是如何对实行宪政更有利，决不是指恢复旧式的君主专制。英国是君主立宪的典型，文中没有多加论述，因为这一前提是不言而喻的。他反复强调的两点：继承问题和人民的教育程度及参政经验，证之于近百年的中国政治史的确都很重要。如果一般地说君主立宪比直接实行共和更适合某国的民情，也无可非议，因为问题不在名义上是什么国体，而是实质上人民有多少发言权。至今英国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都还是‘王国’，其实质上的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远远高于许多号称‘共和国’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
资中筠教授的观点得到任晓先生的完全认同，他在《读书》2删年第7期发表《古德诺与中国》一文，认为资中筠教授的文章“纠正了对古德诺的重大误解，对于人们了解古德诺究竟说了一些什么，颇有帮助”。任晓先生在批评研究者的同时继续吹嘘资中筠教授和他本人的所谓重大发现：“从研究者方面说，这是探讨问题不重视查证原始资料，辗转拾人牙慧使然。资中筠先生进行了认真考辩，
还前人思想以本来面目。本人则再做若干补充，以明史实。”
资、任两先生的文章随后被无数网站转载，确实在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笔者认为，资、任两先生的文章犯了孤立地议论问题的毛病，其基本观点是站不住的，其所谓的重大学术发现也是不能成立的。其理由有三：
第一、资教授说“当时古氏对袁有称帝意图全然不知”，这与事实不符。袁世凯准备称帝由来已久，他在撕毁《临时约法》和解散国会后的所作所为，比如建立复古的官制、恢复祭天等等，都是为恢复帝制做准备的。到1915年夏，帝制已是呼之欲出，这种气氛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感觉出来的。古氏与袁世凯集团的核心人物打交道，不可能对袁的称帝意图全然不知。况且，袁世凯如果不想称帝，又何来共和制与君主制谁优谁劣的的话题？
第二、资教授说，古氏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学术论文，从学理上应该说是言之有据，立论相当严谨的。古氏反复强调了指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才能由共和改为君主，而古氏并没有对当时是否已经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做出回答。笔者认为，如果将事情联系起来看，古氏的文章就决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劝进书。古德诺之所以直截了当地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帝制，当然是由他对中国的认识所决定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其回忆录中说，古德诺私下常常和他谈论中国的政治问题，古德诺说：“这里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经过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我倒相信如果制度改革能够更和缓些，如果代议制能以现存的社会集团和利益为基础，而不以普选的抽象观念为基础的话，那末情况就要好得多。根据这些经验，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因此，美国学者杨格认为，古德诺之所以公开鼓吹帝制，“惟一的动因可能是诚实的信念与文化的以及职业的傲慢的融合。”孙中山先生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解释，他说：“诸君见袁世凯之顾问古德诺主张专制，以为大异。不知古氏为研究地方自治之人，彼见美国地方自治之腐败，乃迷信专制。”在洪宪帝制过程中，古德诺扮演了一个活跃的角色。唐在礼指出：“最活跃的是美国派来的古德诺，他通过蔡廷干常去见袁世凯，并且以学者的姿态出面和筹安会中人竭力拉拢，对袁称帝表示很积极。袁决心称帝，古德诺的影响也是大的。袁曾说过，古德诺表示美利坚虽然是共和国，却还是赞成中国恢复帝制的，他说中国老百姓不开化，不懂什么民主自由，非帝制不能加以统治。”（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第219页）古德诺明显倾向帝制，连当时的中国外交官、驻德国公使颜惠庆也明显感觉到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古德诺强烈赞成中国实行帝制。”（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一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页）不管怎么说，古德诺带着西方人的有色眼镜来谈论中国的国情与宪政问题，自然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至于古氏提出的三个条件，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已是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