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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问题，自然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至于古氏提出的三个条件，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一点，资教授在文章中已经做了阐述，用不着多说。至于古氏对于他提出的三个条件始终不做正面回答，那是他的狡猾之处，因为他不愿将劝进的责任全部揽到自己头上。古德诺的自辩也是事实，但那只能说明，古德诺的本意是写给袁世凯个人参考的，他没有想到袁世凯及其同党拿他的备忘录做公开宣传，这是古德诺不能接受的地方。因为袁世凯拿他的备忘录做立论的张本，等于要古氏承担起鼓吹帝制所带来的风险。这无论如何是古氏承担不起的。
第三、资教授话题一转，说关键在于立宪，“如果一般地说君主立宪比直接实行共和更适合某国的民情，也无可非议，因为问题不在名义上是什么国体，而是实质上人民有多少发言权。至今英国和许多欧洲大陆国家都还是‘王国’，其实质上的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远远高于许多号称‘共和国’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资教授的言外之意是，只要是“立宪”，君主立宪也无可非议。笔者认为，资教授这里犯了混淆概念的错误。因为袁世凯所要的决不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而是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式的君主立宪。袁世凯的亲信幕僚唐在礼说：袁世凯生平最服膺、钦慕的就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和称霸全欧洲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袁氏常对人说：“中国要在东亚图强必须学这两个强国。”事实上，由古德诺和有贺长雄两位法律顾问指导制订的《中华民国约法》就是模仿《德意志帝国宪法》和《日本帝国宪法》而制订的，因此又有人称这部约法为“古德诺宪法”。按照这部“古德诺宪法”，袁世凯这位大总统的权力集中了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日本明治天皇所拥有的全部权力。按照《中华民国约法》及其大总统选举法，大权独揽的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连任，而且可以通过“金匮石室法”指定自己的子子孙孙继任，实际上，袁世凯所缺的就是一个皇帝的称呼。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像资教授理解的，袁世凯冒很大的风险实行帝制，最终却会放弃大权独揽的终身总统去换取一个英国式的虚位皇帝，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可以肯定，“洪宪帝制”一旦成功，《中华民国约法》就是未来的《中华帝国宪法》的张本。袁世凯何德何能，有什么资格做哪个大权独揽的中华帝国皇帝？即使是袁世凯亲信小圈子的人物——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也没有一个愿意对袁世凯俯首称臣。
总之，笔者认为，联系古德诺关于中国宪政的全部言论来看，他的基本思想应当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中国人民民智低下，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制的条件，只能在君主专制下实行有限的立宪。但问题是，在一个大权独揽、绝对专制的君主统治下，又怎么能够去发达立宪政治？从世界近代历史来看，德国、日本的君主大权政治并没有发展出古德诺所预期的立宪政治来，穷兵黩武的德意志皇帝很快被推翻，而日本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则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美国强行改造才走上民主的道路。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古德诺理论的破产。因此，笔者认为，替古德诺辩护是无济于事的。
浅析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
■ 梅琼林
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边缘学科，传播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学术圈地运动，由于传播领域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从上个世纪传播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以来，它就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新闻学以及数学等各种不同的学科，学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出发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规律和效果，学科本身构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被同时引入到传播学的研究中，并在后来的学科发展中演变成两种不同的研究学派，即以欧陆学者为主的批判学派的研究和以美国学者为主的经验主义研究。
二十世纪中叶传播学在美国产生后，五六十年代扩展到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早期有四位学者的研究为传播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是其中之一，而且他也被称为是经验主义研究的杰出代表，并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上有突出贡献。
一、生平及学术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早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这种教育背景为他的方法论专长提供了基本的技能，为他后来创建新的大众传播研究领域提供了手段，并为他将统计的方法引用到传播研究中开辟了新的思路。
二战时，拉扎斯菲尔德逃亡到美国，幸运地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一个广播研究中心。他以一种偶然的方式介入到大众传播研究，开始了他的传播研究学术生涯。“广播研究项目”的全名是“广播对于所有类型听众的基本价值”，这实际上开拓了大众媒介传播效果领域的研究。他利用调查研究、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收听率和其他种类的第二手资料，并且进行了广播听众和印刷媒体读者之间的比较，促使广播研究朝着精确的、量化的经验方向发展。“他驱使‘广播研究项目’广泛地超越传播研究的全景，并在他所经之处做出创新和即兴创作。”（＇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拉扎斯菲尔德初次涉足传播领域就显示出其经验主义研究的特点：他重视实地调查、重视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力求研究的客观性、排除可能掺入个人因素的价值判断，他甚至运用了特殊的工具和分析方法，即“拉扎斯菲尔德一斯坦顿节目分析仪”和焦点小组访谈，这也是他对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论的两个重要的贡献。
“拉扎斯菲尔德一斯坦顿节目分析仪”是一种资料收集仪器，从本质上说是媒体效果的测度仪器，记录实验对象即时的心理反应，从而能使研究者们将广播节目或广告内容预期与受众个人的情感影响连接起来。焦点小组访谈是以一种开放的方式向调查对象提问，以收集他们在特定情景下（听某个广播节目、观看演出等）有关的情景定义的资料。拉扎斯菲尔德试图将调查访问和多变量资料分析结合起来以使民意测验变为一种科学工具。
随后，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应用社会研究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其鼎盛期，研究局项目的一般风格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共同体，从其调查对象的样本（或人口调查）中收集资料，这种以调查为主而后结合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风格沿袭了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并且就其形成定量的研究方法而言，它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由于其研究内容与社会实际紧密切合，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个人的影响》；结合1940至1948年的伊利县研究而产生的《人民的选择》，拉扎斯菲尔德明确阐述了舆论领袖和两极传播理论，使强效果论转入有限效果论，这是拉扎斯菲尔德对媒介效果研究的新成果，为大众传播研究开拓了新的背景。在引导传播研究趋向于效果研究方面，拉扎斯菲尔德的作用超出了任何其他个人。
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研究为美国早期的传播学开创了崭新的领域，并引起了一系列重要的方法论进展：他提倡三角测量法，即采用测量、收集资料和资料分析的多重方法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多侧面了解；他的社会研究方法试图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参与性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和个人传记、专题小组研究和焦点访谈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拉扎斯菲尔德在方法论上的创新。
二、方法论的合作与冲突
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中，一直以来就存在着批判学派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论上的冲突，这两者对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目的等看法都极不相同，以至于批判和经验主义的裂痕是当今传播领域中最明显的分歧。拉扎斯菲尔德是美国传播学经验主义的杰出代表，但他并不完全排斥批判学派，相反，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使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合作，这也体现在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广播研究项目”的合作和冲突上。
1938年，同样为了躲避希特勒政权的迫害，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来到纽约并接受拉扎斯菲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