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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认识到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和克伦威尔在三种文化中体现同一种运动以前，我们必须使自己从历史的表象中解放出来——尤其是要抛开西方科学的方法论在历史周围筑起的人为樊篱。
毕达哥拉斯不是一个哲学家。根据前苏格拉底人士的所有论述来看，他是一个圣徒、一个先知、一个狂热的宗教团体的创立者，这个团体使用一切的政治和军事手段，来强迫周围的人接受其真理。克罗顿（Croton）对锡巴里斯的毁灭——我们可以确信，这一事件之所以能在历史记忆中保存下来，仅仅因为它不过是一次野蛮的宗教战争的极至——是一种仇恨的爆发，这一仇恨与那种把查理一世及其奢华的保皇党的所谓教义错误和世俗倾向全都看作必须彻底加以毁灭根除的东西的仇恨是完全一致的。一种提炼过、并在概念上加以坚固的神话，连同那些严厉的伦理律令，使得毕达哥拉斯派的信徒深信他们将在所有其他人之先获得拯救。在图里（Thurii）和皮特里亚（Petelia）发现的放置在死去的入会者手中的黄金书板上刻有神的保证：“幸运而有福的人，你已不再是一个亡灵而是一个神了。”《古兰经》中也把同样的确定性授给所有在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中作战的信徒——有一段先知的圣训这样说：“伊斯兰的修道生活即是宗教战争”；同样地，克伦威尔的铁甲军（Ironsides）在马斯顿荒野（Marston Moor）和纳斯比（Naseby）击溃王室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和“亚马力人”（Amalekites）时，心中也是充满这样的信念。
伊斯兰教作为沙漠的宗教并不比茨温利的信仰作为高山的宗教更为特殊。麻葛世界赖以成熟的清教运动始自一个麦加人而不是一个一性论者或犹太人，也不过是事出偶然。因为在北部阿拉伯沙漠中存在着加萨尼人和拉克赫米人的基督教国家，而在萨巴的南部地区，基督徒和犹太人正进行着宗教战争，从阿斯旺（Assuan）到萨珊帝国的世界都卷入其中。在马利布王公会议上几乎没有一个异教徒出席，而会后不久，南阿拉伯即归入波斯——亦即玛兹达教徒——的统治之下。麦加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世界中间的一个古阿拉伯异端的孤岛，是长期受到伟大的麻葛宗教观念影响的仅存遗址。渗入《古兰经》中的这一点点异教精神，后来被逊奈（Sunna）的注释及其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智者解释殆尽。伊斯兰教至多只是和路德教处在同一程度的一种新的宗教。实际上，它只是伟大的早期宗教的延续而已。同样地，它的扩张并不是（甚至现在人们还这样认为）从阿拉伯半岛开始的一次“民族迁徙”，而是热忱的信徒的一次突击，就像一阵雪崩似的，随身带走了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玛兹达教徒，并立即把他们当作狂热的穆斯林而安置在前线队伍之中。征服西班牙的正是来自圣奥古斯丁家乡的柏柏尔人，而前进到奥克萨斯河（Oxus）一带的，是来自伊拉克的波斯人。昨天的敌人成为了明天的前线战友。717年第一次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绝大多数“阿拉伯人”，是生来的基督教徒。650年左右，拜占廷文学一夜之间消失了，这一事实更深层的意义迄今仍未受到注意——那正是阿拉伯文学续接了这段故事。麻葛文化的心灵终于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它真正的表现形式，由此而成为真正“阿拉伯式的”，从此以后，这一心灵就摆脱了假晶现象的一切束缚。由伊斯兰教所发起，而由一性论者和犹太人早就准备好的圣像破坏运动向前推进到拜占廷，甚至还越过了拜占廷，在那里，叙利亚人利奥三世（717～741年）将这种伊斯兰式的基督教各派的清教运动——650年左右的保罗派（Paulicians）以及后来的鲍格米勒派（Bogomils）——提升到很高的地位。
穆罕默德身边的重要人物，如阿布·伯克尔（Abu Bekr）和欧麦尔（Omar），是英国革命中皮姆（Pym）和汉普登（Hampden）一类人物的近亲，如果我们对与先知派同时或稍早的阿拉伯清教徒哈尼斐派（Hanifs）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关系还更为亲近一些。所有这些人都曾从天命获得保证，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英国议会和独立派阵营对于伟大的旧约的推崇——在许多英国家庭中，甚至到19世纪还保留着这样的信念，即认为英国人是以色列十个流放部落的后裔，是一个注定要统治世界的圣徒民族——也主导了以1620年避祸出走的英国清教徒为开始的美洲移民。它形成了今日的所谓美国宗教，并培育了甚至在今天仍为英国人所特有的不关心政治的特征，这是一种本质上属于宗教的确信，其根源则在于天命之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徒为了向着宗教目标推进，自己也掌握了政治权力（这在古典世界的宗教历史中是前所未闻的），并力图把他们的清教精神从一个城邦推行到另一个城邦。在其他各个地方则是单个的祀拜统治着单个的国家，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的宗教义务是漠不关心的；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圣徒共同体，而他们的实践能力远远超过古代奥菲斯派的实践能力，就像好战的独立派远远超过宗教改革战争的精神一样。
但是，在清教精神中，已经埋下了理性主义的种子，经过狂热的几代人之后，这种子突然到处成长，使自己成为了最高的主导。这就是从克伦威尔到休谟（Hume）的步骤。不是一般的城市，甚至也不是重要的城市，而是少数几个特殊的城市，现在成为了理智历史的舞台——苏格拉底的雅典、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18世纪的伦敦和巴黎。“启蒙运动”成为那个时代的陈词滥调。太阳突然升起来了——但是，把批判意识的天空打扫干净从而为太阳开辟道路的又是什么呢？
理性主义仅仅意味着对批判性的知性（也就是“理性”）资料的相信。在青春时期，人们可以说“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信仰”，因为他们确信，可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此两者皆是世界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就是乔托所描绘的自然，神秘主义者可以沉浸其中，理性也可以深入其内，但只限于神所许可深入的范围。但是此时，一种隐秘的猜忌开始滋生出非理性的观念——这属于不可理解的，因而是无价值的。它可以公开地被藐视为迷信，也可以暗地里被蔑视为形而上学。只有批判地确立起来的知性才具有价值。而所谓的秘密，不过是无知的说辞而已。新的无秘密的宗教在其最高的可能性中被称作智慧，它的僧侣被称作哲学家，而它的信徒则被称作“有教养的”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古代宗教只有对没有教养的人才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他这种观点也是孔子、乔达摩佛陀、莱辛和伏尔泰的观点。人们离开文化，“重返自然”，但是这个自然并不是生动地体验到的东西，而是被证明的东西，是产生于理智而且只有理智才可以接近的东西——这是一个对农民来说根本不存在的自然，一个使人毫不感到畏惧而只是觉得被置身于某一可感受的环境中的自然。自然宗教、理性宗教、自然神论——所有这些并不是亲历的形而上学，而是一种被理解了的力学，孔子称之为“天道”，希腊文化称之为“宿命”（τυχη）。从前，哲学是超验信仰的婢女，可现在出现了感受性，因此，哲学必定像认识论、自然批判和价值批判那样成为科学的东西。毫无疑问，曾有一种感觉，以为尽管如此，这种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