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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几支方言能迅速地传播开来，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那归属于它的人类族系也有过传播，甚至都不能证明这种族系的存在。
二
由此，我们产生了现代历史思想中的一个特别的观念。如果一个历史学家遇到了某个已获得某种成就的民族，他就觉得他应当替这个民族回答一个问题：它是从哪里来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一个来处，有一个原始的家，是关涉到尊严的问题。说我们发现它的地方就是它的家，这几乎是一个侮辱性的臆断。流浪是原始人类所怀抱的一种传奇性的动机，但是，把这一动机运用于严肃的研究也已经成为一种十足的狂热。中国人是否侵入了中国，或者说埃及人是否侵入了埃及，没有人研究过，问题始终是：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从什么地方侵入的。认定闪米特人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或雅利安人起源于迦南（Canaan），比放弃原始的家这个概念肯定要省力一些。
现在，所谓所有的早期人口皆是高度流动的，这个事实是没有疑问的了。例如，利比亚人问题的秘密就在这个事实当中。利比亚人或他们的祖先说的是含米特语（Hamitic），但是，甚至从古埃及的浮雕也可以看到，他们都是金发碧眼的人，因此无疑是源出于北欧的。在小亚细亚，从公元前1300年以来至少有三个迁徙层是被确定了的，它们可能和“航海民族”在埃及的几次侵袭有关；类似的情形在墨西哥文化中也能够看到。但是，对于这类迁徙的性质，我们一无所知。无论如何，毫无疑问，迁徙这类活动是现代历史学家喜欢描绘的——被挤压在一起的人们成群结队地穿过陆地，或是自己向前推进，或是被人推进，直至最后定居在某个地方。并不是民族本身的改变，而是我们对其所形成的概念的改变，损害了我们对民族的性质的看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并不流浪，而对于古代民族所热衷的流浪，也必须在极其仔细地考察之后才能给其贴上这个标签，因为这个标签并不永远代表相同的事情。人们喜欢用一个不变的动机来解释这些迁徙，这就是物质的需要——这个解释是苍白无力的，只具有与提出这一解释的时代相适应的价值。通常地，饥饿会引致十分不同的努力，它当然只是迫使种族的人背井离乡的最后一种动机——尽管可以理解的是，当这些人群突然遭遇军事上的阻力时，常常就会感觉到这种动机。毫无疑问，在这种率直、强悍的人身上，从他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正是那种想在自由的空间中活动的原始的、小宇宙的渴望，这渴望即是对冒险、对闯荡的爱，是对权力和掠夺的急切心情，亦是对事业、屠杀之快乐、英雄的牺牲的一种几乎不为我们所理解的炽热的欲望。毫无疑问，内部的倾轧或对强者的报复的恐惧，也常常是迁徙的动机，但这也是一种强悍的、男子气的动机。诸如此类的动机是有传染性的——“那呆在家里的人”是一个懦夫。再者，难道十字军或科特兹和皮萨罗（Pizarro）的远征，或我们时代的“疯狂的西方”开拓者的冒险也是普通的身体上的饥饿所引起的吗？在历史上，我们发现，一小撮侵入广阔土地的人，总是被血气的召唤，被追求高级命运的渴望所驱使的。
并且，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下被入侵者侵入的国家的状况。它的特征总是或多或少有所改变，但这些改变不仅是由于外来移民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多是由于土著居民的本性，毕竟，他们在数量上是占绝对优势的。
显然，在无人区，弱者只求躲避攻击是很容易的，一般来说，他们的这个愿望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但是后来，在人口越来越稠密的情况下，侵入者就会赶走弱者，弱者要么是成功地保卫自己，要么就得取得新的土地以替代旧的土地。空间冲突已经存在了。没有一个部落的生活能在所有方面不与外界保持经常的接触，不会不怀着猜忌地随时准备诉诸武力。战争严酷的必然性教育了人们。民族，由于其他民族之故，由于反抗其他民族，精神上才会变得伟大。就这样，武器变成了对付人的，而不是对付野兽的。最后，在众多历史时期中，我们只有一种迁徙形式是值得重视的——武士成群结队地横扫住满了人的国土，那上面的居民还在过着平静而诚实的生活，他们已成为战利品的一个主要部分。在这时，由于胜利者居少数，许多全新的情形出现了。具有强悍的精神形式的民族在人数多得多但却没有精神形式的土著民的上面发展壮大，至于民族、语言和种族的进一步转变，则取决于更复杂的具体因素。自伯洛赫和德尔布律克从事具有决定性的研究以来，我们知道，所有迁徙的民族——居鲁士的波斯人、玛美尔提尼人（Mamertines）和十字军人，东哥特人和埃及铭文中的“航海民族”，都属于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比起它们所占领地区的居民来，在数量上是非常少的，只有几千个战士而已，他们只在一个方面优于本地人，那就是他们决心要成为一种命运，而不是屈从于命运。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是可以居住的，而是已经有人居住的，因此，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地位的问题，迁徙变成了出征，定居过程变成了政治过程。在此，又一次，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定历史的时间范围内，一小队战士的胜利及随之而来的胜利者的名称和语言的传播，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的迁徙”——面对这一事实，我们有必要重复一下我们的问题，就是：事实上，在人、物和各种因素中，到底哪个是能够迁徙的。
在此有一些答案——一个地区或一个集体的名称（或一个被追随者所采用的英雄的名字），由于传播的原故，在这里消灭了，在那里又被一种完全不同的居民所接受或被传给他们：因为它可以从土地传到民族，并随民族而流动，反之亦然；征服者的语言或被征服者的语言，甚或第三种语言，为了相互了解而被接纳；或一个首领的武士组织征服了整片的国土，并通过被俘虏的妇女进行繁殖；或是一群由冒险家组成的乌合之众、一个带着妇女和孩子的部落，比如公元前1200年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他们完全按日耳曼人的方式，坐着他们的牛车，沿腓尼基海岸旅行到埃及。在这种种情形中，我们又要问一问，我们能否从名称和语言的命运中得出关于民族和种族的命运的结论呢？只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就是坚决的否定。
在公元前13世纪时不断袭击埃及的“航海民族”当中，出现了达奈人和亚该亚人的名称——但在荷马时代，此二者几乎都是神话的名称——还出现了卢加（Lukka）的名称——后来这个名称用来指吕西亚（Lycia），尽管这个国家的居民称自己叫做特拉米列人（Tramilae）——还出现了埃特鲁里亚人、撒丁人（Sards）、西西里人的名称——但这根本不能证明这些“图沙人”（Tursha）说的是后来的埃特鲁里亚语，也不能证明它们和意大利的有着相同名称的居民具有一丁点的体质上的联系，也不能使我们有资格说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假定勒谟诺斯铭文是埃特鲁里亚文，而埃特鲁里亚文又是印欧语言，那由此就可在语言史的领域得出许多推论来，但是，在种族史的领域，是会一无所获的。罗马是一个说埃特鲁里亚语的城市，但这个事实对罗马民族的心灵就完全没有影响吗？因为罗马人说的恰巧是一种拉丁方言，故而他们就属于印欧语系吗？人种学家承认有一个地中海的种族和一个阿尔卑斯山的种族，承认在它们的北方和南方，北日耳曼人和利比亚人在体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是，语言学家知道，巴斯克人由于言语之故属于一种“前印欧语系”——伊伯利安（Iberian）——的人口。这两种见解相互排斥。迈锡尼和梯林斯的建立者是“希腊人”吗？——这和问东哥特人是不是日耳曼人是一样恰当的。我承认，我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我看来，“民族”是一个心灵的单位。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实际上不是由民族完成的；而是这些事件本身创造了民族。每一项行动，皆会改变行动者的心灵。即使在这事件之先有围绕着一个著名的名字或在一个著名的名字之名义下结成的某个群体，可在那个名字的威望背后有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群人的这个事实并不是事件的条件，而是事件的结果。东哥特人和奥斯曼人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样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