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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希腊人、多利安人或斯巴达人是一种民族吗？如果罗马人是一种民族，那我们该怎样看待拉丁人呢？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意大利人口中，我们称作“埃特鲁里亚人”的那一部分属于何种单位呢？他们的“民族性”是不是像巴斯克人和色雷斯人（Thracians）的民族性一样，实际上是根据他们的语言构造决定的呢？“美洲人”、“瑞士人”、“犹太人”、“布尔人”，这些词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人种观念呢？血统、言语、信仰、国家、景观——在所有这些东西中，哪一个是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呢？一般地说，血统和语言的种种关系仅仅是经由学者确定的，一般人对它们完全没有意识。“印欧体系”纯粹只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尤其只是一个语言学概念。亚历山大大帝想把希腊人和波斯人融合在一起的企图是彻底地失败了，我们最近也已经体会到了盎格鲁－德意志的情感共同体的真正力量。但是，“民族”是人所意识到的一种联系。在日常的用法中，人们带着情感地称作自己的“民族”的东西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在他所属的众多共同体中，该共同体在精神上最接近于他。进而，他还把这个概念的用法扩展到形形色色的集体中，而实际上，这个概念是十分特定的，是源自于个人经验的。对于恺撒来说，阿维尔尼部落（Arverni）只是一个“城社”（civitas）；而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人是一个“民族”。正是因此，构成一个民族的是雅典人而不是希腊人，事实上，只有少数人，比如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认为自己首先是希腊人。也正是因此，兄弟二人中有一个人可以称自己是瑞士人，而另一个同样有权称自己是德国人。这些不是哲学的概念，而是历史的事实。一个民族是人的集合体，这集合体觉得自己是一个单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巴达特人（Spartiates）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公元前1100年的“多利安人”可能也这么觉得，但公元前400年的多利安人肯定不会这样。十字军远征军在参加克勒芒（Clermont）宣誓时真正变成了一个民族；摩门教徒（Mormons）在1839年被赶出密苏里时也是一个民族；当玛美尔提尼人（Mamertines）需要为自己取得一个避难的堡垒时也是这样。这种形成原则对雅各宾人（Jacobins）和喜克索人真的有什么不同吗？有多少民族可能就是起源于对某个首领的追随或起源于一群逃亡者呢？这种群体可以改变种族，就像奥斯曼人（Osmanli），他们曾作为蒙古人出现在小亚细亚；也可以改变语言，就像西西里的诺曼人；还可以改变名称，就像亚该亚人和达奈人（Danaoi）。只要有共同的情感，就会有这样的民族。
我们必须把民族的命运和它的名称区别开来。后者常常是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了解的东西；但我们能从一个名称正当地得出有关民族的历史、家世、语言的任何结论吗，哪怕仅仅是对享有这一名称的那些人的同一性获得某个结论？在这里，历史研究者又一次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不论他有什么样的理论——他实际上已经把名称和分享名称的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像对待今天的人名那样去处理。我们对这个领域里未被研究的可能问题的数目有没有一个概念呢？首先，命名的行动本身在早期的团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一个名称，人群就可以有意识地以一种神圣的尊严感来激励自己。但在这里，宗教的名称和战争的名称可能并肩存在；而土地或传袭又可能提供别的名称；部落名称可能和一个赋予部落名称的英雄的名字可以互换，例如奥斯曼人的情形；最后，无限量的外来名称可以应用于一个群体的边远地区，而这个共同体中只有一部分人曾经听说过它们。如果仅仅是诸如此类的这些名称才能流传下来，那么，有关享有这些名称的人的结论实际上就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Alemanni）和萨克森人的神圣的名称毋庸置疑地代替了瓦鲁斯战争时期的一大堆名称——但是，如果我们刚好不知道这一事实，那我们老早以前就会相信这里曾发生过旧部落被新入侵者驱赶或消灭这样的事情。“罗马人”和“奎里人”、“斯巴达人”和“拉塞达埃蒙人”（Lacedaemonians）、 “迦太基人”和“布匿人”，这些名称皆是两两并存的——在此，又有另一种危险，就是把一个民族看作是两个民族。“皮拉斯基人”、“亚该亚人”、“达奈人”这些名称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我们所具有的只是这些名称而已，那学者们早就会把每个名称看成一个不同的民族，以为各有完整的语言和种族因缘。不是有人曾尝试从“多立克”这个地域名称中得出有关多利安人迁徙行程的结论吗？一个民族是不是时常会采用一块土地的名称并且把它接受下来呢？现代的普鲁士人就是这样，现代的帕西人（Parsees）、犹太人和土耳其人也是这样，而勃艮第和诺曼底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希腊人”这个名称约出现于公元前650年，所以不能和任何人口迁移联系起来。洛林（Lorraine）＇洛泰林根（Lotharingen）＇的名称就得自一个完全不重要的君主，并与一份遗产继承的决定有关，而与民族迁徙无关。巴黎在1814年把德国人叫做阿勒曼人（Allemands），在1870年叫做普鲁士人，在1914年叫做波希人（Boches）——在其他场合，这些名称可能被认为包括了三个不同的民族。在东方，西欧人被叫做法兰克人，犹太人被称为西班尼奥人（Spaniole）——这件事实很容易用历史事件来说明，但一个语言学家单单从这些词中会得出什么呢？
如果到公元3000年时学者们还利用今天的有关名称、语言遗迹的研究方法及关于原始的家和迁徙的概念去进行工作，我们真想象不出他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例如，约在公元1300年时，条顿的武士们赶走了异教徒的“普鲁士人”，而到1870年，这些人经过漫游后又突然出现在巴黎的大门口！罗马人迫于哥特人的压力，从台伯河流域迁徙到了下多瑙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定居在波兰，在那里，他们说拉丁语吗？查理曼在威塞尔河（Weser）打败了萨克森人，后者因此迁徙到了德累斯顿的附近，他们的地方被汉诺威人（Hanoverians）占领了，按朝代名称看，汉诺威人的原始居住区当是在泰晤士河！记录下名称之历史而不是民族之历史的历史学家忘记了名称也有自己的命运。语言亦是这样，由于它的迁徙、变异、胜利和失败，有时，甚至对于与其有关的民族的存在，我们也无法得出什么结论。印欧语言研究工作尤其犯有这一基本的错误。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普法尔茨”（Pfalz）和“喀拉布里亚”（Calabria）这两个名称曾换来换去，尽管希伯来人曾经从巴勒斯坦被赶到华沙，波斯人从底格里斯河被赶到印度，可是，从埃特鲁里亚人的名称的历史及从勒谟诺斯岛（Lemnos）上的所谓“替尔西尼”（Tyrsenian）铭文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或者，从法国人和海地黑人使用共同的语言来看，能不能说他们曾经构成过一个单一的原始民族呢？今天在布达佩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地区，人们说两种蒙古语、一种闪米特语、两种古典语言和三种斯特夫语，这些言语共同体全都觉得它们自己本质上就是民族。如果我们在此想建立一种迁徙史，方法上的错误就会体现在某些奇怪的结论中。“多立克”是一个方言名称——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毫无疑问，在这类方言中，只有少数几支方言能迅速地传播开来，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那归属于它的人类族系也有过传播，甚至都不能证明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