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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市场化会把戏剧观众化成什么样，虽然说来有点早，但也是个值得留心的问题。记得几年前看一出装神弄鬼的先锋戏剧，演后谈时一位子素不大看戏的观众刚把自己看不懂的话才说到一半，就被好几位观众连声喝断：看得懂的那叫戏吗！？当时听了，震动不已，眼前仿佛《未来世界》结尾处被换了心脑的顾客走出游乐园的场面。再看看自己的子侄们，哪个不也都躺在传送带上，由“流星花园”、“欢乐总动员”这些世俗灵魂的生产能手七手八脚地进行加工处理么？再过十年二十年，当这拨吃喝玩乐的新新人类接管社会的时侯，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其主体工程大概就基本完成了。
十三
那么市场化把舞台化成了什么样呢？2002年我颇看了些戏，发现“笑料”已可以跟超市货架上的“汤料”绑一块儿“买二送一”了。先锋戏剧阶段的“我管你懂不懂”至此已转化为对观众痒痒肉的爱不释手，对“三句一笑、五句一爆”、“从头笑到尾”之类
读王重民先生的
王有三（重民）先生撰写、刘修业先生整理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及其《补编》，于1983年、1991年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计收提要七千余篇。
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时，多有学生问到这两部书。我对他们的建议是，要想了解和理解王先生这两部书的内涵与真髓，只能用“笨”办法，首先仔细阅读傅振伦、杨殿殉（特别重要）、谢国桢诸先生的序，更须仔细阅读并体会刘修业先生几篇跋语的涵义。然后，结合自己的学习与工作，不断地学习与使用这两部书中的相关内容。我自己是这么做的，至今还在做。限于学力，体会当然肤浅。但从个人的线性思维历程观察，却是越来越深。
首先，从内容看，这两部书是未完成的著作，只是王先生1939~1949年约十年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时称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整理、阅读善本书所写下的提要中的大部分。除去已经遗失的不计，还有收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屈万里主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4年出版）的，经过屈先生等位校订的约一千篇提要，没有收入王先生此二书。估计刘修业先生酌意思，一则那些经别人发表过了；二则经过屈先生等位校订，虽然改动不大，可是原稿不在手中，难于分析与审订。也就只好且自由他去了。这里表现出刘先生的审慎与宽容。拙见是，将来出“再补”本，似可酌量收入，算是物归原主。
其次，从内容与编次看，王先生这两部’书颇有不同之处。《提要》的基础和主要部分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的手稿。那是王先生1939…1947年八年间在美国整理阅读善本书记录的主要部分。除去在葛思德图书馆干的活计，其余的大体上全在那里了。这部分约占《提要》篇幅三分之二以上。
剩下的，可就是1947~1949年间在北平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读留下的一部分记录了。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王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能读到的善本书相当有限。因为，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善串主力的李木斋（盛铎）藏书，虽于1939年进馆，但因种种缘由，编目缓慢。此外，王先生只研究到传统的四部书，没怎么涉及到北大馆藏马氏书等稀见小说。建国后院系调整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那时尚未进馆。王先生当时归属的工作单位是北平图书馆，在北大处于客卿地位，来北大的时间也不多。这些都多少限制了王先生的阅览范围。我们在这两部书中看到，王先生在北大的阅读记录，还是以阅览张允亮先生在1930年左右编成供本馆使用和馆际阅览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记载的那些书为主。应该说明，抗战前的老北大馆藏四部书善本，是以1902年后“巴陵方氏碧琳琅馆”所藏的一部分善本为主力的。方柳桥（功惠）碧琳琅馆藏书中，原日本佐伯文库（特别多）、曼殊院、尾府、尾张、知止堂等旧藏流入广东而经方氏人藏者颇多。王先生阅读的北大所藏，其中一大部分是这批善本。这一部分善本书，现在已经不大看作北大图书馆中文善本的主力了。料想王先生阅读并作出提要后，未必有人再如此过细地对待过它们。再联想到1937年马氏书进馆，1939年李氏书进馆，1945~1948年间抗战胜利后北大的满壁琳琅，1952年院系调整的丰收，那些善本中的大部分，由于种种外在和本身原因，王先生均未能为之“提要”。抚今追昔，能不慨然。
1947…1949年，王先生主要在北平图书馆工作。近水楼台，得以博览馆内善本。但战乱频仍中生活不安定牵掣精力，还得兼顾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创建事务，伏案时间与条件比起在美国相差颇多。王先生竟然又作出几千篇提要，特别是《补编》中绝大部分为在北京图书馆期间所作。就是把节假日和调到北大前的日子完全计算在内，王先生一天连读带写，恐怕也得作三五篇提要。真使晚学万分钦佩先辈的干劲、水平与精力。 我们前面述及，《提要》以在美所写为主编成。《补编》则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主。这是两者的主要区别。必须提请注意的是，王先生回国后撰写提要时，心目中总有在美所写的同书或同类书提要在。或者可以这样揣测：王先生在为国内两馆善本撰写提要时，手边总是放着在美所撰同类提要，以资比较。应该说，对比法，特别是同类中的求异法，是极好的作学问的方法。王先生时时不忘使用此法。我们在阅读《提要》时，一定要深人体会。在阅读《补编》时，更应尽可能与《提要》所载对照。刘修业先生深知王先生之用心，所以顺理成章地大体上按刊印前后顺序，将同样的书安排在一起；如系同一种版本，则往往先排出认为重要的，例如卷帙全备的本子。建议后学一定要理解这一点，阅读这两部书时对照读，自己作学问时学着用，虽不中，亦不远矣。下举二例：
《经世八编类纂》先列北大藏本，并举出八编名目，继而指出此书在清代为禁书，《四库总目》不载。流通本中多有抽去“女真”两卷者。北大藏本独有此二卷，而后列出之“国会”藏本无之。又指出，书贾将“国会”藏本的第一百五十八卷移至抽去的第二百五十八卷处（应为“女真”之下卷所在）。真是匪夷所思。王先生读书，真乃心细如发也。
《山堂肆考》先列“国会”藏本，盖以之为万历二十五年原刻本。次列北大藏本，有万历四十七年修订本张幼学序，并进一步说明此本又是崇祯年间再次修版，而可能在清初印刷。一般人考至张序之年，也就不再往下考究了。王先生细读张序并研究参校人题名等，才能得出崭新的正确推论。先辈如此读书，真够晚学学习一辈子的。
三
阅读王先生这两部书，笔者的一个突出感觉是，王先生所写的提要，学术性极强，给后来人无数的提示，这些提示中的一部分，思路和想法还十分现代化。这些，暗中显示出王先生学贯中西，接受西方科学思想，并自发地（且不说“自觉地”）用于自己的科研，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