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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对苏联其他领导人同样有用。一九五五年由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负荆请罪，修复两党和两国的关系。赫鲁晓夫对铁托说，苏南关系的破裂完全是贝利亚挑唆的，现在这个恶棍已被处决，苏联已改正错误，两党不应再争吵，还是重新和好吧。铁托听了冷笑一声说：“您想对贵国贵党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这是你们的事。但我清楚，事实并非如此……”铁托认为他们和好的诚意不足；对苏联代表团态度冷淡，谈判进行得很艰巨。众所周知，是斯大林一九四八年六月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因为铁托根据本国实情没照搬苏联的那一套，斯大林便认为铁托不听话，对他百般羞辱，最后竟把他称为“美帝国主义走狗”，铁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同斯大林翻脸。贝利亚对铁托的态度完全不同。他认为只要南斯拉夫站在苏联一边，向苏联提供港口和机场，不倒向美国，就足够了。至于南斯拉夫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必照搬苏联模式。如南斯拉夫山多，农户住得分散，成立不了集体农庄。斯大林听了很不高兴，骂贝利亚是铁托分子。贝利亚同铁托私交很好。一九四四年铁托司令部被德国人包围，贝利亚冒生命危险乘飞机救出铁托的司令部，其中还有英国派驻铁托司令部的丘吉尔的儿子。斯大林同铁托吵翻后责骂贝利亚，当初何必救他，不如让德国人把他们通通消灭，现在也少了块心病。苏联以至社会主义阵营的普通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真情，便跟着斯大林骂铁托。但铁托明白破裂的责任在谁，所以对赫鲁晓夫的话报以冷嘲。
如果把贝利亚比作斯大林豢养的凶狗，斯大林叫他咬谁他就咬谁，大致不错。但他又同斯大林先前豢养的凶狗亚戈达和叶若夫不同，比两位前任有头脑得多，眼光也远大得多。他看出战后斯大林仍一再发动清洗，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在斯大林晚年；他联合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斯大林较量，准备除掉斯大林。贝利亚指使克里姆林宫的女医生季马舒克检举斯大林的保健医生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用错误的治疗方法谋害了高尔基、日丹诺夫等人，维诺格拉多夫立即被捕入狱。贝利亚此举是除掉斯大林的保健医生，使年迈的斯大林一旦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促他早死。但没想到斯大林下令逮捕克里姆林宫医院所有医生，说他们通通是外国间谍，制造了“医生事件”反对贝利亚。如果医生都是间谍，主管安全部门的贝利亚的警惕性到哪去了？该当何罪？幸亏几天后斯大林去世，贝利亚等人才保住脑袋。
贝利亚做过很多坏事，手上沾着无辜者的鲜血，在苏联人民眼中成为凶残的化身，这是不容反驳的历史事实。但并非所有坏事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其他领导人也都曾参与过，而他也只是执行者，不是元凶。贝利亚被处决后，苏联历届领导人往往把斯大林和自己的罪责通通推到贝利亚身上，替斯大林推卸责任，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贝利亚成为他们手中的挡箭牌。这便是狗屎堆贝利亚的用处。
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
？ 余开伟
史海钩沉
去年以来，我在编辑谢泳先生的学术专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谢泳在他的这部专著中，以客观、平实的笔触和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系统地介绍、论述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西南联大的发展历史，及其所孕育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命运轨迹，其中以四十年代创办《观察》周刊而名闻遐迩的储安平先生最为典型，其命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
谢泳在这本书中说：“然而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储安平作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由于敢言‘党天下’，而终于结束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涯，甚至生死不明。”所谓“生死不明”即是历史悬案。而对于储安平的下落和生命结局历来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就是同一论者在不同时间的说法也是前后矛盾，这就更使储安平的生死之谜成为“死结”，显得云遮雾幛，扑朔迷离。
戴晴在《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一书中，认为他于一九六六年在北京投河自杀。一九九三年《炎黄春秋》第一期刊载王逸馥、邓加荣的文章，猜测储在江苏某地出家。胡志伟在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二期上发表的《中共文化百人志》一文认为储“被迫落海”。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传记文学》登载徐铸成的文章《我的同乡》，也是“听说他在‘四人帮’最疯狂时，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了。”上述这些说法也都是“猜测”或“听说”，并无具体知情人或见证人，至今未能得到确证。
如果我们摆脱传言的主观臆断；客观、冷静分析，就会发现上述说法都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试想：一九六八年“文革”爆发后，储安平几经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毒打，遍体鳞伤，在青龙桥跳河自尽未遂又被红卫兵抓回批斗管制，岂能逃到天津塘沽跳海自杀？谁又目击过他在塘沽跳海自杀？既无确凿旁证，此说从何而来？至于说储安平在江苏某寺出家做了和尚，就更属无稽之谈！这种说法大概是受到李自成出家修行，苏曼殊、李叔同遁入空门这类民间传说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少带有点传奇色彩。试想：“文革”时期举国动乱，“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的风暴席卷中华，储安平这样的“专政对象”根本没有行动自由，怎么可能逃离魔掌，跑到离京遥远的江苏某寺出家崇佛，隐居林下？再说动乱之秋，佛门不静；全国各地寺庙都遭冲击和破坏，成为“破四旧”的对象，又有哪一个寺庙敢于收留一个像储安平这样来历不明的落难异客？而且，“文革”时期专制统治严于铁桶，当时的公安机关焉能追寻不到储的下落和隐居之处？
据储安平的公子储望华纪念其父的文章《父亲，你在哪里？》回忆：“父亲失踪，是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与作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的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经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到了一九八二年六月的一天，那天储望华正要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待向送行的朋友告别坐进汽车前往机场时，忽见他原来所在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办公室主任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向他宣布“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储望华沉痛地写道：“在父亲失踪十六年之后，在全国范围上上下下几度调查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