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72年，第233页）。相反，卡内基学派从未“成功地预言出任何不可预期的新鲜事实”，并且，“作为一个研究框架，它与其对手新古典研究框架相比，内容太空洞，太缺乏逻辑性了”（1972年，第234页）。但是，因恐这意味传统理论的优越，拉特斯马上补充说，这是两个不可比的研究框架：“在我看来，两种研究方法有重大区别，它们在广阔的领域中是相互排斥的”（1972，第233页）。①
换句话说，新古典研究框架虽然在它的领域内一无对手，但它仍然被评判为“退步的”，而且，这种评判是以“情景决定论”的逻辑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它以往的经验预言记录为基础的。因此，在最终的分析中，拉特斯否认拉卡多斯MSRP的实质：新古典理论基本上被抛弃了，因为它在理论上是贫乏的，在经验上是无法确证的，它只是二流的理论。这种批评没什么错，但比把MSRP运用于经济学所期望的要逊色得多。
三、鄙视寡头垄断的竞争结果
现代工业经济的代表是制造业，它几乎都是由少数大生产者组成的，那是一种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而不是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少数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之所以与许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不同，主要是因为竞争者数量少导致了决策的相互依存，从而使每个厂商的行为基本上取决于它相信其它厂商有何行为，以此类推，无限循环。这种研究始于库诺，他的垄断竞争模型有效地摈弃了所有有趣的相互依存内容。自此以后，出现了许多特殊的垄断理论，都想抛开相互依存现象而得出确定的结果，但都不太成功。一些人可能会赞同马丁·夏别克（1970年，第415页）对垄断理论状况的总结：“没有什么垄断理论。只有一些模型，其中有些分析得相当精彩，有些则缺乏调查。我们所谓的理论，是建立在普通感觉、非普通感觉、一些观察、大量的因果经验和一些数学与逻辑的混合物基础上的”。
新古典厂商理论对寡头垄断情形是不适用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假定是“不现实的”，而且因为它的基本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从根本上说，力图通过考察美国钢铁公司的行为来检验新古典厂商理论的预言能力是白费力气，因为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都与新古典厂商理论的经验意义无关。不过，在应用经济学中，该理论的基本定性预言得到了广泛运用，以便对超越厂商（包括明显属于寡头垄断的厂商）整个范围的问题，作出不够精确但足资实际之用的答案。结果是，尽管存在着垄断和寡头垄断，但大公司之间动态的角逐过程，还是产生了近似于完全竞争过程的结果，所以，你看，新古典厂商理论虽然彻底使用了它的全部辅助假定，但它仍然是有用的格言，作出了强有力的结论。有争论（利普西，1979年，第339—40页）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模糊，对作出预言和制定政策决策没有太大用。模糊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观点并不暗含着对经济行为的预言。关于在长期内趋于完全竞争行为的所有厂商行为的理论内容，确实与静态新古典厂商行为理论不同：这是竞争过程的动态理论与竞争的均衡结果的静态理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我们讨论阿尔金命题（见第四章）之前就遇到了。
在评价那种动态理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困难，因为即使这种理论的基本原理也很少表述成可以检验的形式。人们普遍相信，为了给引致创新投资提供必要的风险保障，必须使规模庞大且通过某些障碍的企业才能进入竞争行列——正如熊彼特喜欢说的，增长要求有大企业；对于寡头垄断行业，进入障碍的减少从未降低费用和价格；一个行业的厂商数目越大，价格弹性、有时甚至是技术活力也越大。但是，这些观念从未综合起来，用于大企业条件下可行竞争理论（theory of workablepetition）的合理发展，虽然那种理论的因素在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中，尤其是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见彼得森，1958年；洛斯巴，1978年；威廉斯，1978年，第4章）。
我们所拥有的，一方面是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严格的经营行为理论，这种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已不能取得一致赞同，而且在寡头垄断条件下是绝对不可检验的；另一方面是松散地建立起来的可行竞争理论，这种理论几乎赢得了普遍承认，但却不够明确具体，以便可以证伪。我们放弃了对竞争均衡概念的几乎是彻头彻尾的捍卫：严格来讲，它没有在我们感兴趣的大多数行业应用，甚至在那些它神秘地给了我们许多相同结果的行业也不例外（见雅梅，1972年）。正如麦克莱兰（1975年，第125页）对此所作评论：“微观经济学（不管是理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的基础是信仰，在任何所分析的经济情形中，新古典模型的边际相等原理都可以达到人们可接受的程度。迄今为止，那种信仰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都相当大程度上是未经检验的假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旧结论，因为经济行为可利用没有时间因素的均衡系统加以解释这种看法很久以来便受怀疑。象亚诺什·科尔内的《反均衡》（1973年）、布里安·洛斯巴的《选择：复杂性与无知》（1976年）以及新“奥地利经济学”著作都坚持，经济决策是在曲解不确定性和知识不完备情况下作出的；时间的流逝形成学习，因而从根本上说经济决策是不可逆的；这样，均衡经济学及其理性行为概念不可能用于解释长期经济行为。由此可见，精确的、预言性的经济科学是不可能有的：理论的目的不是预言会发生什么，而只是把各种可能的结果加以分类（夏克尔，1973年，第73—3页）。
不用说，我们不赞成这种激进的反波普的结论，我们再次主张要完成萨缪尔森的“定性微积分”规划。如果人类行为的预言真的不可能，如果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预言其他人行为的任何事情，那么，经济生活本身，更不用说有关经济生活的理论，就都不可想象了。不仅对预言经济事件无能为力的传统经济学要摈弃，而且各种其它类型的经济学也要消灭，而给政府和企业提供的所有咨询则都成了骗人的把戏。
毋庸置疑，经济人以完备的知识和正确的预期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理性地行动的假定，只是在我们处于均衡时才给我们以这种感觉，同时使我们如何从非均衡状态走向均衡状态变得更为复杂：在均衡状态，市场价格告诉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而当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价格就会整个儿使我们误入歧途。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对待错误的预期和不完备的知识呢？每个人和每种经济状态都存在一组以完备的知识为基础的正确预期，而错误的预期却数不胜数。从简单起见，把各种错误预期和所有可能的无知状态进行分类，实际上是一种基本法则（哈奇森，1977年，第78—80页）。即便赫伯特·西蒙及其“有限理性”概念是对“不确性条件下最大化”概念的建设性替代，他也没有自命能够对商业组织的决策过程提出一般意见（见西蒙，1979年）。简而言之，抛弃确定性条件下最大化假定的号召，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任何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命题所实践，还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去占领这个假定的位置。
尽管如此，但传统厂商理论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在一个运用这种理论的条件很难满足的世界里，检验它的预言。情况也许是这样，传统厂商理论有一定的预言能力，但农业和股票市场例外，在这两个领域，我们或许应以清醒的头脑去考虑非均衡厂商理论，虽然如此，但还是说明传统厂商理论能对经济后果作出确定的预言。
我们不可能不断地运用均衡概念而同时否认在现实世界中曾经观察到过它们的后果。正如哈奇森早就说过的（1965年，第105—6页）：“要评价处于均衡状态的特定职业，必须承认一个可用经验检验的真理，这就是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存在着趋向这种状态的趋势，或者说重新调整一般要比新的干扰的发生进行得更快”。
①“情境决定论”一词是由波普的《开放社会》演变而来的，在《开放社会》中，这种经济理论的方法描述为“情境分析，情境逻辑”。
①洛斯巴（1976年，第7、11章）根据库恩而不是兰开斯特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方法论框架，得出了与拉特斯相同的结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