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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大化假说则很有利）。这样，传统的经营行为理论没能成功地通过因果经验主义的检验，这是没有太大疑问的了。当然，没有任何理论曾经成功地通过这种检验，但我们现在或许足可以提出，对支持和反对标准厂商理论的证据的评价，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是只要耸耸肩和伸伸手指头就可以确定的。
30多年来，尽管传统的经营行为理论受到许多攻击，但它仍设法在教科书中顽强地维持了支配地位，并在微观经济学实际问题中得到无数次的运用。如何解释这种令人瞩目的持久性？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归结为传统的顽固影响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如果把它的生命力归结为它提供有效的经验预言的能力，却又无法解释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的实际预言记录很不感兴趣。我们甚至不能宣称，传统理论的预言与迄今为止的任何其它经营行为理论所作的预言一样好或前者比后者更好，这只要从一系列其它有关理论中提出鲍莫尔的有约束销量最大化理论和O。E。威廉森的管理理论就可以了，他们都根据标准理论作出了相当不同的比较静态预言，而且，人们已经对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各自的历史记录作出了一些比较（见西耶特和亨德里克，1972年）。基本的问题是，不对整个新古典价格理论作出评价，我们就不可能评价传统的厂商理论，因为厂商理论实际上只是微观经济学中比较全面的科学研究框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赞扬或反对传统厂商理论的时候，我首先必须对它只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的更大的研究框架的力量作出判断。
对于根据其相应的理论联系搞清厂商理论，我们除了从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MSRP）那儿借来的一些东西外，别无所长。确实，通过考虑它必定教给我们的关于传统经营行为理论的评价，我们能对MSRP的丰富性得出好得多的评价。要这样做，对夏批罗·拉特斯关于传统厂商理论的公诉作一批判性考察是最方便的，拉特斯的公诉是在有关文献中提供经济学方面MSRP实例研究的第一次尝试。
二、情境决定论
拉特斯首先提出了一个命题：所有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理论，可以全都合在一起考虑为经营行为中同一个新古典研究框架的组成部分，它们有一个确定的“硬核”、一个“保护带”和一种“正面启发”（见第一章）。他证明，“硬核”由下列四点组成：“（１）利润最大化；（２）完备的知识；（３）决策的独立；（４）完全市场”（拉特斯，1972年，第209页；1976年，第23页）。抛开措词上的争论不谈，我们必须强调一种事实，即这个科学研究框架的“硬核”是由形而上学的、也就是无法从经验上反驳的命题构成的，因此，如果象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把（１）—（４）点称为厂商理论的“假定”，那么，任何它们的“现实主义”或缺乏现实主义问题，都是对它们的方法论状况的误解。为了把这种“硬核”变成研究框架“保护带”中的厂商理论，这些核心命题必须辅之以一并辅助的假定，如象厂商“（１）产品的无差别性；（２）数量非常多；（３）自由进入和退出”（1972年，第212页；1976年，第23页），这些假定在某一特定情形下的提出或不提出，取决于独立证明的需要。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质询这些辅助的假定是否是“现实的”，因为，它们提供了理论适用性的标准。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的“正面启发”由分解为单个法则的一系列指令组成，它们决定了理论的比较静态性质。更为具体地说，这些指令包括：（１）把市场分为买主和卖主；（２）规定市场结构；（３）产生行为假定的“理想式”定义；（４）确定有关的其它情形相同条件；（５）把这种情形转变为数学极值问题，并考察一阶和二阶条件；如此等等（1972年，第212—13页，1976年，第22页）。
拉特斯给有关经营行为的新古典研究框架贴的标签是“情境决定论”（situationa ldeterminism），因为，“在典型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决策者在各种行为方案间的选择自决权被简化为只是是否维持经营”（1972年，第209页；1976年，第25页）。①这似乎忽视了一种事实，即除了维持经营外，竞争性厂商还必须决定生产什么产品。但是，论据的要点是，竞争性厂商不是生产利润最大化的产出量就是不生产任何产出：“我把各种行动（符合广义的理性行为概念的）方案仅仅由目标条件（成本、需求、技术、数量等）决定的情形，称为‘单出’或‘单行道’情形（singleexitorstraightjacket situ－ations）”（1972年，第211页；1976年，第19页）。
换句话说，一旦一个独立的决策者拥有正常的利润函数，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且给定他所面临情形的完全信息，则根据新古典理论，他除了生产唯一的产出水平，或者放弃经营外，就无所事事了。在新古典理论中，没有中间决策机制，没有信息搜寻，没有处理遗漏和不确定性的法则，对各种行动方案的选择问题被简化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即利润最大化自动地寻找出最佳行动方案的假定。拉特斯总结说，传统理论的诱导性假定，可以从利润最大化弱化为避免破产而不影响它的预言（1972年，第233页；1976年，第24页）。
那么，这些预言是什么呢？这种理论的目的是回答诸如下列的问题，“（１）商品为什么按给定的价格交换？（２）一旦发生调整，参数（如需求）的变动对我们模型中的变量有何影响？”（1972年，第212—13页）。拉特斯对给定环境下理论的这种定性预言，没有花费太多笔墨。他到处运用证据表明，高度竞争的行业有时候并不按照理论的预言去行事（1972年，第219—20页；1976年，第28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承认传统理论只有非常差劲的预言记录，甚至连争论的余地都没有。
拉特斯毫不费事地表明，习惯上很有吸引力的完全竞争条件向现实趋近，并没有能够确定传统的利润最大化理论的适用范围，以便用相同的工具分析垄断者的行为。但是，这种批评没有告诉我们有关理论的“确证程度”的任何东西。为了搞清确证程度，我们必须有这种理论曾经面临的检验的严格性及其它通过或没能通过检验的程度这些以往实绩的报告（参见第一章）。拉特斯没有提供这种报告，这部分是因为他的中心论点是，所有框架的连续解释都没能产生经验结果。但有关的事实是他们很想这样做。例如，张伯伦的切点解被认为预言了在许多卖主拥有差别产品情形下的超额能力（exA cesscapa city）。与此相似，垄断条件下的联合利润最大化理论被认为预言了价格刚性。因此，我们难免要问，这些预言是否得到证据的证实。
因此，我们很难无视这样一个结论，即拉特斯把新古典厂商理论描述为“退步的”（1972年，第234页；1976年，第30页），实际上是以对理论的假定的考察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它的可检验情况为基础的。这个结论还为他对卡内基经营行为学派的讨论所充实，卡内基学派是与新古典厂商理论相抗衡的研究框架。拉特斯对西蒙、西耶特与马奇、威廉森和鲍莫尔的真正行为主义著作与组织主义著作，作了很有意义的区分，认为真正的行为主义强调在不断变动且只有部分确知的环境中的学习和不景气部分，组织主义则突出组织生存的要求：行为主义适用于单个决策者，但组织主义否认存在这种缺乏理性的人，坚持在现实世界中，决策者的目标不应该事先假定好，而应该通过对决策的考察而事后确定。传统理论把决策者变成了一个毫无作用的人，而行为主义理论和组织主义理论则都把焦点放在决策者的性质和特征上；它们为此抛弃所有最优化的“硬核”概念、甚至反对一般分析解适用于所有面临相同市场情形厂商这种观念。
拉特斯论证说，试图把卡内基学派作为一个形成中的研究框架来评价，未免草率。对于有些问题，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这些问题，传统理论是不适用的，但是，“新古典理论对于这些我们根据行为主义连提都不可能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一些简单的答案（如市场结构和行为的范围）”（1972年，第233页）。相反，卡内基学派从未“成功地预言出任何不可预期的新鲜事实”，并且，“作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