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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的，并且在它的结果使得某些人的情况恶化的情况下，它不能建议向受损失者提供补偿支付。
八、看不见的手原理
帕累托的最佳状态概念明显地贯穿着价值判断，而我们要从这有点紧张的辩论中得出的东西，也许不过是完全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解释？在纯逻辑的基础上，阿奇博尔德—肯尼普曼观点是无懈可击的：考虑个人的偏好，把社会选择看成是完全由个人选择组成的，这都是方法论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与此同时，它只不过是要求超人的不偏不倚不要滑到“简单”地假设消除帕累托改善是合意的，特别是如果我们不受帕累托自身的束缚而放弃第三个一致性假设从而允许对经济变化中的受害者做潜在的补偿支付时，就更要注意这个要求。总之，福利经济学是关心伦理标准的经济学分支，通过这种经济学我们就判定现实世界的一种经济状态比另一种经济状态更可取，而实证福利经济学的说法严格地说是着迷于荒谬的语言。没有什么观点是仅仅因为滥用迂腐的语言就应抛弃的，但是象把帕累托最佳状态做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它价值中立并且完全处于实证经济学范围内，另一种是认为它是装满价值的从而是规范经济学的一部分，这种事情的确是显得太琐碎了。这个观点的基石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含义。
的确，市场机制允许个人做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最好的评判者，积极地鼓励他们独立于其他人地活动（象威克斯蒂德经常说的“没有tuism”），产生一种集体结果，在其中只有个人偏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功能的论据，而苦心想出来的功能的和个人的收入分配并不一定同超市场的、分配公正的伦理观点相一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加上一个合适的基本的技巧（排除了规模收益递增）和一些关于信息和交易成本的条件（消除了可能产生的外差因素）来达到帕累托最佳状态的完全竞争下的均衡。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原理，叙述它和证明它看起来只牵涉到市场过程的纯客观结果。于是，看不见的手原理显得是实证经济学的原理，在这种情况下，阿奇博尔德和肯尼普曼的观点很容易取胜。
如果看不见的手原理是一个实证经济学的原理，那么它在经验上是可证伪的，因为实证经济学是这样的经济学分支，它包含了所有可证伪的经济学假说。然而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是可证伪的。我们已经看到，阿奇博尔德宣称，说这一原理可证伪的首要意思是，它排除了正斜率需求曲线的存在，虽然他巧妙地补充说，它的可证伪只是从一个可反驳的需求理论方面来说的。可是我们将要证明（见下面第６章），公认的需求理论并不是一个可反驳的理论：它将指出正倾斜的需求曲线就象负倾斜的一样恰当。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将允许这样的可能性，即存在至少有一个消费者对至少一种吉芬物品的需要曲线是正倾斜的，其结果是存在一个帕累托改善：吉芬物品的价格下降使他的选择膨胀了，并且由于他对吉芬物品买得更少而不是更多，这就使资源宽松了，使其他消费者对正常货物的可用的选择膨胀了而不是收缩了。因此这就存在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至少有一个消费者的情况改善而不会使其他人的情况恶化，这就和看不见的手原理相抵触。由于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是可证伪的，它就不属于实证经济学而是属于规范经济学。
不应该把帕累托最佳状态的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怕累托改善的概念同实证经济学的原则混淆起来。如果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向我们表明这样的观点，说对于某种经济变化存在纯技术的、价值中立的有效论据，并且“有效”和“低效”这些术语的确是规范经济学的而不是实证经济学的术语，那就更好：假装我们能“科学地”阐明“效率”的问题而又不愿意做任何价值判断，这就散播了巨大的混乱。
九、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独裁
在坚定地把帕累托福利经济学放在规范经济学的营垒内之后，我又忍不住要对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更奇特的特征做一些评论，虽然严格地说这个问题是偏离我们的主题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假定（消费者主权、社会选择的个人主义和一致性）经常被说成是无害的，因为它们得到人们普遍的或几乎是普遍的赞同。认为几乎人人都接受帕累托假定的这种信念有时被解释成是这意味着帕累托福利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还有另一种毫无意义的对价值判断的定义：价值判断是那些有争议的伦理规定。
我们将不浪费时间来批评这个定义，但很值得一提的是帕累托假定并没有赢得普遍的赞同。当然不能认为每个人都绝对地把帕累托改善看做是明确地合意的。不仅仅是政治领域中的左派会在个人福利方面反对假定（１），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反对假定（２），甚至古典自由主义者最近也造他们所说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反，把很大范围内的国家干预归罪于为了取得帕累托最佳状态，从而就极端地用看得见的政府的手来修正看不见的手的影响。罗利和皮科克认为（见罗利和皮科克，1975年），自由主义者接受了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交换；他们愿意容忍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但这只是在当这种行为能保护其他人的更大的自由的时候；自由主义所关心的基本是保持和扩大负的自由，其意思是否认某些个人受到其他人的强制，而这种强制可能是和消费者主权，也就是和帕累托假定（１）相抵触的。无论如何，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中的基本价值前提是不能被归并为帕累托经济学中的三个假定的。如果不进一步揭示罗利和皮科克的观点，这种归并就只能是维护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人们对帕累托价值判断的接受比经济学家所愿意想象的要少得多。事实上，在评价其他人的价值方面经济学家是很差的：由于他们有意避开评价性讨论，他们自己大部分都否认价值判断分析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关于没有争议的价值判断根本不是价值判断这个荒谬的论题是于事无补的。
十、作为专家治国论者的经济学家
甚至是那些反对视帕累托福利经济学为实证经济学的观点的人也相信，如果不借助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做为一个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问题是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别、在工具和对象之间的区别方面形成的，这立即提醒我们罗宾斯的有名的经济学定义，罗宾斯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稀缺资源在给定但是有竞争的目的之间的配置的科学。让政府来决定从经济活动的多重目的或目标方面定义的“目标功能”，而论述对稀缺资源的不同配置的“可能性功能”、成本和效益是经济学家的任务；如果手段—目的区分是保持僵硬的，那么给政府的经济建议就是，或者说能够是价值中立的。①因此教科书上的那些东西就是把经济学家做为一个专家治国论的政策顾问来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不过是把“是—应该是”、“事实—价值”、“实证—规范”二分法再重复一遍，而这种做法就受到由这些区分所产生的同样的困难的支配。就象我们早先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离做为澄清性的、医疗性的方法论常规来进行辩护一样，类似地我们可以赞扬和政府进行经济商议的教科书概貌，在其中作者把他的价值判断审慎地藏了起来，这样教科书的内容也就做为一种应追求的思想而不是规定实际上应采取什么行动。这也确实是当罗宾斯警告同行们说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能合理地推荐一个特定的公共活动方针的意图。
然而，分界线的问题超越了实证—规范划分的困难。这个观点是，经济学家亮出不同的可能性的菜单，然后典型的决策者根据他所偏爱的功能从这菜单中进行选择。不幸的是，经济忠告也是按典型找来的，不仅仅是阐明可能性功能，而且也阐明偏好功能。决策者既是为目的也为手段寻找忠告。经济学家确实应该怎样在客观的东西中间发现决策者的偏好功能而不加进自己的东西呢？这样问一个经济学家通常会使他无从对答：如果决策者是一个政治家，他首先被委托去帮助决策者得到最大的选举支持，对此最好是通过把客观性搞模糊来保护，而不是披露它们。经济学家也不能通过研究政治家过去的行为来推断他的偏好功能：他的这个决策和那个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