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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几年后当奈特要求哈奇森说出他的哲学起点时，很有意义的是哈奇森提到了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和马基以及维也纳的卡纳普，而却没有提到波普（见哈奇森，1941年，第735页）。稍后一个社会科学哲学家对待经济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只不过是用另一种语言表示的哈奇森的观点，见考夫曼（1944年，第16章）；他也没有提到波普。
①哈奇森认为经济学家们是（并的确是）为了保护经验命题而把它们做为重复命题和定义来表达，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相反地，他们有时候令人不可思议地尽量要从事实上是重复的东西中抽取大量的经济洞察力（见里昂惕夫，1950年；克拉普霍兹和米香，1962年；又哈奇森，1960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0年；哈奇森，1966年；拉特斯，1972年，第239—41页；罗森堡，1976年，第152—5页）。
①类似地，马克卢普在攻击哈奇森的极端经验主义时宣称（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52—3页）：“的确，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基本差别：在后者中，事实和‘观察’的资料本身就是人类活动者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并且这就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的要求：在抽象的模式中为了分析的目的构造起来的所有类型的活动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应该是‘可理解的’，其含义是我们能够想象明智的人按研究中的理想类型所假定的方式活动（至少有时候是这样）。”
①弗里德曼的这个论题是那么有名以致甚至成为广为流传的笑话话题。奥布林（1974年，第3页）说在Bel Fast大学的学生告诉了他以下的故事（在此4年前我在曼谷的一个经济学家集会上听到了相同的故事）：“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化学家被困在一个沙漠孤岛上，他们有一罐火腿，但却没有开罐工具。
当工程师和化学家运用科学做各种开罐的试验都失败之后，他们转向一直在一旁面带高人一筹的微笑的经济学家愤怒地问，‘要是你会怎么办？’‘让我们假设我们有一把开罐刀’，经济学家沉着地答道。”
①我们肯定必须同意阿奇博尔德（1963年，第69—70页）的猜测，他说，假使“我们从理论Ａ和从理论Ｂ中的某些部分成功地预言一个经济实体的某些行为；而当Ａ是对的Ｂ就必须是错的，反之亦然。解释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是：
‘不同的理论解决不同的问题’。另一种方法是：‘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我的观点是Ａ和Ｂ的正确预言都包括了我们有用知识的一部分，对我所说的工程目的是可用的，但是做为科学的假说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更一般的同Ａ和Ｂ一致的理论。部分的这个理论必须专门确定每个次理论能把握的情况。这样一个理论可能会遭到反驳，因为专门的确定可能是错的。我对这种垄断—竞争混合情况的抱怨正好是，这是一种专设的混合而不是包含了适当的专门化的一般理论，从而也不能怀疑这种理论会遭到反驳。”
①类似地，比尔和奥尔（1967年，第195页）不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认为对经济学中的假设是很难检验的，因此作为第二好的办法是，只要假设不是断然地和任何可观察的东西有矛盾，就认为它们是正确的，于是就直接地检验预言。
这种办法是合理的。他们说：“对于完全竞争模型的预言，如果因为其中的几个不能充分地把和中级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条件不一致的东西合理化就无视它们，那么这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否定是错误的，因为要确定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完全竞争思想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和意义有多大，或者要确定一个完全竞争的合适思想是什么，这确是非常困难的。”
①见库普斯曼，1957年，第140页；阿奇博尔德，1959年ａ，第61—9页；罗特文，1959年，第556页，1973年，第373—374页；温特尔，1962年，第233页；西耶特和格朗伯格，1963年，第302—308页；梅利茨，1965年，第39页；德·艾莱西，1965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29—33页；黑维特，1970年，第137页；麦克罗斯基，1975年，第136—139页；科登顿，1976年ａ；罗森堡，1976年，第155—70页；诺顿，1978年；在辩护方面，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53页；玻普和玻普，1972年ａ，1972年ｂ）。对关于一些弗里德曼的批评家的概览，见博兰（1979年），然而这本书把这些批评家贬得太低了。
①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6页）最近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因袭主义者——意思是一个人他把从分析的步骤方面看不做断言而只有惯例（解析，假定）的命题当做有意义的、有用的命题来接受。”
①因此，哈利·约翰逊（1968年，第5页）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不加限制条件地说：“已经表明……不管厂商是否有意识地寻求使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竞争将消灭缺乏效率的厂商；也不管消费者行为是理性的或纯随机的，对一种产品的需求曲线将象在马歇尔分析中的那样趋于向下倾斜。结果，经济学家把经济当做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是可能的，这个系统对根据某种理性的一般原理发生的变化做出反应。经济学家的信心比情有可原的30年前所表现的更足。”关于对达尔文论题的其他反响，见温特尔（1962年，第1页注）。
②特别是见最近第５版中论方法论的新的几章（见利普西，1979年，第1—3章），不要把这和利普西和斯坦纳（1978年）混起来，那是利普西（1979年）的美国版，略去了我叫人们注意的所有方法论讨论。
①这个向后转的出处可能是阿奇博尔德（见阿奇博尔德，1967年），这反映了在60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波普在那教书）的“口述传统”，这个传统认为“真正的”波普是波普１，“一个统计检验的观点”或波普2，好象没有被波普自己的话认可。事实上，阿奇博尔德和利普西都是在敲开着的门。
①于是内尔（见内尔，1972年ａ，第94页）在其他地方写道，“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模型的现实主义和它们体现本质性的程度来考察它们的定义和假设。
如果它们是现实的，模型的作用应该能以相对地简单和抽象的形式反映经济制度。”
①我把这个巧妙的措辞归功于科登顿（1975年，第542页）。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五章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
一、休谟的铡刀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区别，“科学的”经济学和对经济政策问题的实际建议之间的区别，这些问题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拿骚·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在19世纪后半期的某些时候，在经济学中的这种熟悉的区分变得混乱了，并且几乎同哲学实证主义者的“是”和“应该是”之间的区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想象上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的宣言式的论述和对世界的规定的估价的叙述之间的区分等同起来。现在实证主义经济学被说成是同事实有关，而规范经济学被说成是同价值有关。
到了本世纪30年代，出现了新福利经济学，它提供了一种据说是摆脱了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