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被崃斓脊艺ǎ兄贫ú⒔馐凸曳伞⒐娑ü沂┱秸氲戎叭ǎ湎率舻恼裨何罡咧葱谢亍Ｕ⒅醒肴嗣裾被帷⒄裨壕啥嗟彻钩桑蘼凼橇⒎ɑ鼗故切姓兀际嵌嗟沉稀⑷嗣衩裰鞯男灾省Ｐ旅裰髦饕逯贫仁鞘迪中旅裰髦饕謇砺鄣母颈Ｖぁ６杂谌嗣衩裰髡危跎倨娴奶瘸峡叶纤唷Ｋ�1949年9月15日的政协党组会上说：我们共产党员要在政协会议中怎样具体行动？在议会斗争中行动得不好，就妨碍路线、政策的执行，这是要考究、要学习的。21日，刘少奇代表中共在政协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中共“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政协，和各党派团体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共同纲领包括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但回避了社会主义前途；这是因为，“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
但是，随着建国后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党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习惯势力和“革命转变论”思想很快又恢复了生机。
1949年12月10日，在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上，针对许多农民在经济普遍上升之后要求“单干”、“对组织起来感苦恼”、认为“只有单干”才能种好地等不愿意被编在互助组的现象，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指出：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丰衣足食，而做到这点则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高岗在讲话中虽然谈到“允许单干”、“允许雇工”、“不能强迫农民组织起来”，但他又强调：“这绝不是说”对“单干”放任自流。他具体要求在贷款、供给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劳模奖励等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先、优待政策，断定互助组能胜过单干。很显然，面对农民要求“单干”的现实，高岗坚持着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而实现合作化、集体化这样一种政治信念，而不愿意尊重农民自主选择生产方式的权利；他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向”的路线问题，并决定动用政府掌握的经济、技术资源制造出符合其互助组“胜过单干”这一政治信念的经济现象。
在这里，问题的要害还不是人为地制造“组织起来”与“单干”之不公平竞争的条件，而是原来设定的发展合作化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需要具有工业提供机器的条件等等限定，已经在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问题”与否的意识形态判断压力下开始模糊和淡化；相应地，一种基于个人信念而干涉农民自由权利的欲望，代替了建国前夕中共中央领导层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实证分析和对历史进程所作的谨慎预期，所谓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也就被空洞化了。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高岗所谓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乃“歧视单干”，而更为“实质”的是“主张土改后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须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96—197页）这是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原则的重大问题。
刘少奇对东北的非新民主主义动向提出了严肃批评。在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结束之后，东北局组织部于12月31日作出《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其中批评党员“只想个人发财”、“甚至想剥削别人的富农思想”，要求教育党员“大量在合作社入股”、积极参加互助合作，以“引导群众组织起来”。1950年1月23日，中央组织部为批复东北局而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对副部长安子文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集体农庄是要使用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能够单干就很好。而且也不要以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刘少奇还批评提出“剥削问题”和“富农党员问题”是过早了，强调：“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根据刘少奇的这些意见，中组部正式答复了东北局。但东北仍然把高岗的思想概括为“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并大作宣传；结果，几个月内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使单干农民“不仅在生产上步步感到困难，而且在人权上受到歧视”，强制入组达70％～80％，而退组则受到惩治性的扣留财产或罚款与劳役。
高岗之所以敢于抵制中组部的指示，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的支持。他在东北党的会议上公开指责中组部指示是错误的，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与高岗辩论，高岗便说穿是“主席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使得东北局“一边倒”向高岗（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薄一波也有回忆说：高岗“收到少奇同志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重要借口。”这样，中央决策层内反对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论的毛、高默契形成。
在东北的农民要求单干和富农党员问题导致中央领导层发生意见分歧不久，山西老解放区的互助合作发生了比东北更严重的涣散解体危机。土改后的山西农业生产普遍恢复、发展，到1950年底已有占总户数4％的农民上升为富裕中农、85。4％的农户上升为中农。而农民群众特别是经济上升比较迅速的农民，要求“自由地发展生产”而不愿意组织起来，这种“单干”思想导致互助组“涣散、萎缩以至部分陷于解体”。
为了坚持集体化方向，1951年2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试办“征集公积金”、增加“按劳分配”因素的农业合作社。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华北局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为彻底扭转目前互助组织涣散解体的趋势，必须使之“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实行“出组不带”的“公共积累”和逐步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很显然，山西省委已经根本不再顾及农业合作化所需要的机器条件和文化条件，而着眼于以超经济的行政强制，对农民设置一个单干固然自由、但退组即意味着放弃被征集的公共积累这一两难的利益困境，甚至借此否定个体土地所有权，迫使农民放弃自己的致富愿望而就范于“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这里，意识形态本位的社会主义信念取代民意、民生本位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权力强制逻辑出现了。
但华北局坚持新民主主义原则。就在山西省的报告酝酿期间，《人民日报》于3月17日发表社论阐明华北局的观点，要求“党政领导机关应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春耕生产上来”，并提醒要“在自愿两利原则下”发展互助组织，反对号召和强迫一般互助组搞所谓公共积累。在接到山西省的报告后，主持华北局日常工作的刘澜涛又专门请示刘少奇，刘少奇反对在尚不具备农业机器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动摇私有制、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华北局于5月4日批复山西省的报告，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少奇给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作报告，在介绍中央“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计划时，特别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以明确界定，他说：十年之内谈不到社会主义。“十年以后建设得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下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