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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付出和牺牲不能够再成为现代社会中对于女性的要求，希望她们善解人意已经难得。
倘若哪一天，朴太希突然发现小岛的空间有限，生活单调，提供的上升空间有限——显然，被旅行概念规划得极其现代的岛屿终究是依附于大陆游客的，这里没有写字楼里商业组织所能够提供的想象上升空间，尽管这空间千篇一律，却由于逻辑的简单和易于复制被推广到越来越宽阔的地区。朴太希从汉城逃离的希望有多大？他放弃顺利的商业生涯追寻简单生活的意愿有多强烈？足以使他在未来生活中抵挡来自大陆的诱惑吗？在追寻爱情的时候他们都不会想到可能因为男人重复离去的行为而暗淡的未来。
幸而高英淑已经习惯于主动地靠近现代潮流，她对现代的靠近和朴太希的背离在他们的爱情表象之下相互接近，构成或许可以被信赖的基础。也许还能够信任的是济州岛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这样，一个岛屿的梦想接受一个主流商业逻辑中的逃逸者，但愿他抵达的是他所能够坚守的生活，即使他所通过的途径是因为听从了广告和传言，以为那些美丽的画面和广告词在一种行之有效的商业逻辑的驱使之下合力允诺的不止是想象，还有真实。
公有制与英国工党的沉浮
■ 任东来
自1997年上台以来，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国际上异常活跃，倡导建立国际反对恐怖主义的联盟，配合美国进行伊拉克战争，不惜以恶化与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关系为代价，维护和发展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虽然英美特殊关系一向都能够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但两国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却并不总是亲密无间。显然，良好的国家关系为良好的私人关系提供了舞台，但并不能保证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领导人涵养、旨趣和风格的不同都会影响这类关系的建立；同样，领导人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可以为良好的国家间关系提供机会，但并不能保证一定能够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国家间关系涉及到的国家利益远远超出了领导人的个人好恶。
由此看来，良好的国家关系与良好的领导人私人关系同时并存的机会微乎其微。仅以美英关系——二十世纪国际关系中最稳定的一组双边关系——为例，似乎只有1940年代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还有就是现在的“两布”：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是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前两对铁关系相对容易理解，罗斯福和丘吉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在战时留下的几千封通讯，累计时间达数月之多的十几次会晤，都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一个传闻：罗斯福闯到丘吉尔的客房，见到刚刚沐浴完毕的丘吉尔，颇为尴尬，赤条条的丘吉尔却说：“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目前，大英帝国的首相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里根和撒切尔是一对极端保守主义的难兄难弟。在经历1960～1970年代各自国家自由主义泛滥成灾之后，在欧洲大陆依然是社会民主主义一统天下的年代，这两位铁腕人物居然对自己潜在的一部分选民，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会和由工会组织的罢工大开杀戒，毫不妥协；对战后一直沿袭下来的、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制度大动干戈，毫不留情。共同的保守主义理想和政策让两人惺惺相惜，甚至传出里根对撒切尔眉来眼去的谣言。
因此，唯一不好理解的是“两布”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何以也能够建立起铁哥们儿的关系？一位是以新保守主义著称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另一位是以倡导“第三条道路”名世的英国工党首相。特别是，布什前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与布莱尔密切的关系，更给布什投下了阴影。因此，布什刚上台时，人们都怀疑克林顿和布莱尔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否会在布什与布莱尔之间继续下去？布莱尔是 1997年上台的，他和克林顿有着太多太多的共同点：平民出身，家庭变故，天资聪明，很早懂事，个人奋斗，牛津教育，律师背景，年轻从政，少年得志，均有“政治神童”之称。就连克林顿在白宫与莱伦斯基小姐的偷情，和布莱尔在首相府生子添丁，都被媒体看作是精力旺盛、青春依旧的共同表现。要不是克林顿碍于美国宪法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而在壮年时黯然下台，他和布莱尔的关系说不定又会成为美英关系的一段佳话。
克林顿和布莱尔的那些共同点，布什全没有，而且，尽是不同点。但出乎所有人预料，布什这个以西部牛仔自谓的名门之后居然与布莱尔这个平民之子的牛津绅士，建立了极为默契的关系，比起克林顿与布莱尔的关系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奥秘就在于，虽然“两布”经历和旨趣相差甚远，但是，领导风格和政治哲学却非常接近。“两布”在“反恐”和“倒萨”两场战争中，都表现出一旦下定决心、就锲而不舍、我行我素的领导风格和能力。但是，说他们两位有共同的政治哲学，肯定是会引起非议的。一个是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一个是英国工党的自由派，而且，一般来说，英国工党属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要比美国的民主党还“左倾”，在美国被认为是自由派的民主党，如果放在欧洲的语境中，简直就是保守派，而被认为是保守派的美国共和党，则与欧洲臭名昭著的极右派差不了多少。
但是，时代在变，各党派的政治立场也在变，我们不能再用老眼光来看待欧美政党和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在批评布什极端保守的立场时，我们忘记了布什实际上给自己的保守主义加了一个限制词“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以便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冷酷无情的保守主义拉开距离；在我们突出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时，我们更多地把他它看作是对传统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超越，对撒切尔主义的反拨，而忽视了在本质上，它是偏离工党的传统，向“右”，即保守主义大幅度摆动。正是在这里，布莱尔的右摆和布什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找到了共同点。而正是这一共同点，为他们两位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认识的一些失误，既是因为我们受制于原来的思想框架，同样也是我们对英美政党、特别是对英国政党在二战后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入的研究有关。前几年有关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文章不少，但大都是就事论事，没能从二战后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工党本身的新陈代谢进行追根溯源，因此，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解只限于政策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工党变革的制度层面和其领导人洗心革面的思想层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成博士的专著《理想与现实：英国工党与公有制》对我们了解“第三条道路”的由来，进而帮助我们认识到，就一个政党来说，不论是在野还是在朝，与时俱进是其保持政治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在英国生活过的中国学者来说，要梳理清楚一个外国政党的纲领政策的发展演变，体验其中的世事沧桑，绝非易事。但是，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优势，中国过去半个世纪的巨大变化，让我们对一个政党的理想与它所面对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政党的纲领与其政策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有着特殊的敏锐和感悟。正是依靠这一能力，刘成博士对战后英国工党的研究，摆脱了以往只注意研究政策和人物的做法，而是深入到工党性质和目标这一更为关键性的问题。这就是英国工党党章中的第四条款——公有制条款。这可不是一般的条款，而是涉及到工党目标的核心条款。在1918年工党大会颁布的工党党章中，该条款明确了工党的政治目标和理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工业和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民众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确保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获得其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可行的最公平的分配”。1929年工党年会，又增加了“分配和交换”的内容，即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成“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公有制”（第11～12页）。工党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党，或者用国内的表述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主要是因为这一表达其社会主义信仰的公有制条款。
紧紧围绕公有制条款这一核心问题，刘成博士从工党内部的复杂关系、工党上台后的政策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这两条线索展开，以战后英国的社会阶级变化、经济结构变化、工会的演变、人民价值观念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