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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7］这种讽刺是颇为深刻的。他是从人的情欲的被极度压抑之中，看到了国人潜意识中生出的恶果。这恶果在奴隶那里，表现为一种无谓的牺牲，在上层人物和绅士、文人那里，则是一种丑态。在中国，性爱均与丑陋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悲哀！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人当然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烈女、小妾、娼妓，都是男人的牺牲品和玩偶，只是赤裸裸的性，却唯独没有爱。一切都被颠倒了，生命价值被没有道德的道德淹没着。《热风·随感录四十》曾悲愤地喊出“没有爱的悲哀”，那一句“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的慨叹，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对国人的生命毫无暖色的慨叹实在是动人的。他的苍凉的声音中，隐含着对纯真的爱的热烈的期待！
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他才真正地寻找着，并且珍惜着人的内心最为纯正的东西。他后来与许广平的爱恋，在他那里，是付出了昂贵代价的。惟其懂得无爱的悲苦，所以才格外注重来之不易的情感。他和许广平的相濡以沫的爱恋最动人的地方，是表现在对传统的价值观的偏离上的。《两地书》中大胆地表白内心情愫的段落，可以真切地看出两人可亲可爱的人生境界。从无爱的悲苦，到爱的快活，虽然只隔一道门，但中国人迈向这一门槛的时候，却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这对苦难的中国人来说，是过于残酷和漫长了。
《伤逝》中有一句名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声音是以几代人的牺牲换来的。小说的调子尽管是哀婉的，但在描写青年男女自由结合的时候，那感情是浓烈的。有什么比获得生命的纯真的爱，更有意义呢？鲁迅看到了自由婚恋在人生中的价值。爱情、情欲，不再是一个忌讳的字眼，人应当堂堂正正寻找它，热爱它。鲁迅情感深处炽热的地方，深深地留下了这一精神痕迹。
肯定了性爱的崇高，也就肯定了生命价值的核心的东西。鲁迅是毫不掩饰他的这一观念的。我在阅读《补天》时，就惊异于作者对人的创造欲的天才的描绘。鲁迅曾解释说，《补天》是取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补天》的光彩流溢的画面，宏大、广阔的空间，梦幻般的奇异的心灵冲动，给人以多么美的感受！鲁迅还很少写过如此迷人的神话般的场景。人的由情欲而引发出的创造的冲动，在鲁迅笔下是神圣的、美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人自身创造自身那样更富有诗情的了。女娲创造生命、补苍天的伟力，显示了爱的博大与高洁。在那一幅幅楚楚动人的画面里，可以看出鲁迅内心中的少有的亢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篇神话小说，在韵律与张力上，都是无法与《补天》相提并论的。
鲁迅对爱的理解，交织着许多丰富的意象。他的认识世界的出发点，是从保护、发展生命价值开始的。但他又很少单纯地从人性自身出发去解释社会现象，这避免了弗洛伊德式的片面性。在对性爱与社会道德的理解上，他与荣格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善于从社会文化的异化中，去考察人的心理状态。《补天》的写作，后来改变了原先的创作意图，其原因也是由这种思路造成的。鲁迅不相信有脱离了社会的爱，性与爱是两种不同的范畴，这也是个体与群体的道德规范制约的。鲁迅从二者之中，看到了难以契合的悲哀。因此，他警告世人，把人的创造力仅仅理解成性爱的驱使是片面的。鲁迅只把性爱看成人的生命力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是全体。所以，读他的作品，你可以觉出对生命的整体性把握，远远超出对男女性爱的单纯的静观。在他的那些关于人的道德的沦丧、情爱的困惑的作品之中，迸放的却是一种对生命的挚诚的爱，和对异于生命的客体世界的抗争之情。这就比一般的性爱问题作品在内蕴上要丰富得多了。
“爱”这个词，许多年来已被文人用得太滥了，但真正懂得它的涵义的人，恐怕并不多吧？鲁迅是一个深深懂得爱与恨的人。他明白，“爱”在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它牵涉了太多的文化现象。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的悠久的文化，有时会把人生中最根本的、也最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鲁迅一生中所思考的，正是如何使人从历史的重负中摆脱出来，还原人自己的原本的形态。他的作品，是处于“爱”与“无爱”间的挣扎，呐喊，是追求人间真性情的歌哭。在《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文集里，清晰地记录着他的情感的足迹。明明知道生命是苦寂的，但偏偏与苦寂的、无爱的人生苦斗，其悲壮的行径，如果不是因为爱使然，也许不会那么震撼后人吧？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鲁迅的情感世界，也就明白了他的作品，何以具有浓郁的人道感的因由了。
相对而言，周作人的婚恋生活，比其兄要顺利得多，平稳得多。倘用弗洛伊德的学说看，鲁迅的焦虑，周作人的平和，与爱欲的状况不同大概有关。但这也不是全部。细说起来，周作人一生中，对爱情与男女的性心理，思考得比鲁迅要多。其随笔的大部分，涉及到男女生存的困境问题，而尤以女性、婚恋、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可谓中国的第一个女权主义的倡导者。但周作人却很少谈及自己的婚恋生活，这是至今我们研究他最为困惑的地方。周作人那样注重女性问题，以至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精神层次如何，单就对女人的态度，便可知其大概。鲁迅的婚姻状态，我想他是十分清楚的。那是无爱的结合，其苦味，周作人大约也会感受到几分。但周作人对鲁迅的性心理，看得或许太毒，太无距离感，所以谈及鲁迅后来与许广平的同居，便不免苛刻。这一直是个令我困惑的问题。我很不愿用很坏的思路去猜度两人的冲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兄弟二人的决裂的直接导因，是因为女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我想，一定是有难言之隐吧？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 作人。
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此前5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
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一九一九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全集卷一《坟》）文中所云，“……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便是他的儿童教育的意见。他对于侄儿们的希望很大，很想为他们创造出一个最适宜于发育的环境，所谓“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故乡》）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