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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梁实秋《忆岂明老人》）
后人对兄弟二人的记忆，虽不免有主观色彩，但形态大致应是准确的。1922年，俄国盲人作家爱罗先珂曾和鲁迅、周作人等人有过一次合影，照片上，两人的服饰相近，形态各异，都给人一种很儒雅的印象。这是一幅很珍贵的旧照，那时兄弟二人感情尚好，同住在北京的八道湾。在事业上，两人均很有成就，当时以“周氏兄弟”之称而闻名于社会。看着他们的合影，我常常想，如果两人一直像那时密切地合作，思想又相互影响，现代文学史，该会是有新的内容吧。至少，周作人不会在绅士的路上越走越远。但历史是外在于人的意志世界而残酷地运行的，兄弟二人精神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裂，内中多有必然的因素。这是历史的无奈。
20年代，周氏兄弟以译著和散文随笔而风靡一时，鲁迅给人的印象，抑郁、沉静、肃杀；周作人则沉稳、平和、散淡。就性格方面来说，哥哥多的是冷的一面，弟弟多温和的一面。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听过鲁迅与周作人的课的大学生们，对二人有着很不同的印象。鲁迅幽默，风趣而又不失严峻；周作人则戴着高度的近视镜，读着讲义，并不在意学生听进课没有。鲁迅是燃烧的，他差不多和学生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以智慧去感召诸人。周作人的课，你必须认真体味，稍一溜神，便会失去兴趣。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属于官僚层的人物，他偶尔在大学兼课，但影响极大。周作人是专职的教员，在学术上建树颇深，但授课效果并不佳。这只是两人不同的一个侧面，其他的，在为人处世、读书习惯、饮食等方面，也多有不同。但尽管这样，那时人们往往以“周氏兄弟”来合称，把两人视为一体，对他们的才华，颇为赞佩。要谈及文坛的人物，人们往往把他们推为“领袖”，并得到许多的赞誉。他们以超人的才气和深刻的思想，感动了同代的人们，在那动人的思想的光焰下，两人间个体的差异，被遮掩掉了。
算起来，鲁迅大周作人4岁。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周家。4年后的1885年1月16日，弟弟作人呱呱落地。那时鲁迅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系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的笔名。弟弟周作人，最早取名“櫆寿”，后自改成“起孟”、“启明”等。到南京上学时因兄名为“树人”，弟弟遂取名“作人”。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周建人，后来成为科学家。不过，在中国思想史上，三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谓“周氏兄弟”，往往并不包括建人在内，至少文学史上作如是观。
从鲁迅、周作人的少年时代，直到1923年，近40年的岁月，兄弟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翻看着两人早年的日记、文章，常可以看到兄弟二人的“怡怡之情”。有的文字，读后亦颇为感动。显然，青少年时代，鲁迅对周作人影响深远，这位早熟的兄长，对周作人早期生活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因为鲁迅是长子，承担的家务自然多于弟弟，且又因兄长接受启蒙略早，故有关花鸟虫鱼、文史掌故，懂得略多一些，弟弟受到一些熏陶，也是自然的。可以说，周作人后来的成长与职业选择，鲁迅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他把弟弟带到南京，又携至日本，而后回绍兴，再调至北京任教，其间出力甚多，弟弟亦广为受益。两人一同由小镇走出国门，闯进文坛，又共创“五四”新文化，其成就相映成辉，颇为后人所赞佩。
早期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生于同一个大家族，过了几年小康的日子。绍兴是个鱼米之乡，又是人杰地灵之属。周家在镇子上是个大户，土地与房屋均较丰裕，收入亦十分可观。加上家里多有读书人，且又有在京城任职的爷爷，那气派是很大的。周家几代人，过着十分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儒学气十分浓厚。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曾自称始祖为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周家的读书传统，已达七八百年之久。这传统，当然根深蒂固，祖父与父母对兄弟二人的教育，其严格便可想而知了。
祖父周介孚，生于1837年12月27日，1867年中举人，1871年应会试时，中贡士殿试二甲三十九名，是位翰林。这位翰林，性格较怪，一方面满腹经纶，但同时又颇为清高。观鱼先生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书中这样写道：
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讽刺，喜批评，人有不当其意者，辄痛加批评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纯出之于己见。烦碎罗嗦，呶呶不休，人多厌而避之。偶值邂逅，则遮道要，执以倾之，愿不愿听不问焉。多有不待其词毕托故引去。这亦只有辈分和他相并的才可以这样做，若系小辈只好洗耳恭听，非至其词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对他独多不满诽词。其实他的性质如是，尽管对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复地批评个不了，实质上倒没含有什么毒性。只不过与人以不快，结果还是他自己吃亏。转而遭到人们在有机可乘时予以反击的不良后果。
周介孚的威严与功名心也多有联系。他也希望鲁迅、周作人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并鼓励家人，先读史书，再读些《西游记》之类的作品。至于读诗，则规定：“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是较通晓诗文者的见解，在启蒙教育上，不无道理。鲁迅与周作人后来的喜读诗文，与这位祖父的家训多少有些联系。周作人在晚年回忆此事时，对这位威严的祖父，怀有极深的印象。
他们的父亲周伯宜，与祖父比起来，是个多厄运的读书人。父亲本名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生于1861年1月，曾多次参加科考，结果只捐了秀才。但他是个开明的人，对孩子较为通达。虽脾气有时暴躁，为人还是很好的。周作人曾回忆道：父亲“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读这些资料，我总觉得，父亲比祖父要窝囊一些。他因考场失利，又多病，也就自然对儿子寄以更大的希望。鲁迅在《五猖会》中，曾记载父亲强逼自己读《鉴略》的情形，便可以看出他对子女教育的严格。那时虽是清末，外来思想已渐入中土，但文人世家，还是希望后代走科举之路，以成大业。鲁迅兄弟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的。
他们生活的社会风俗环境，是颇有特点的，也是两人童年记忆里，最弥足珍贵、最诱人的一隅。绍兴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沿革所留下的旧迹很多。且不说传说中的大禹，以及后来影响中国文化的王羲之、陆游等文化名人，单是乡间的目连戏、社戏，以及各种节日的礼仪、习俗，就足以让人流连忘返。周作人在《立春以前》中说道：“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这运气的原由，主要是从民俗风情中，体味到了汉民族淳朴的民风，那些恬淡的、神秘而高古的乡间戏曲、街市小调，是怎样的令人神往！鲁迅在社戏中描写迷人的乡情，简直像童话一般弥漫着生命之趣，而写百草园的情致，更妙趣横生。这种感觉，给周氏兄弟带来的快意是长久的。鲁迅在《社戏》中这样描写他的感受：
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飘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