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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在读古书，要加深加厚自己的学养，这是好的。但笔头偶尔蹦出几个文言字、词、句式。这种“掺沙子”我以为不足为训，不可取的。于是觉得这是文字上的一个缺点。虽不严重，但怕他“一发而不可收”，又怕连带发生影响，想来想去还是提一句。虽然自己很惭愧。
孙郁和我相识已经十年了，“抗战八年”，“文革十年”，“十年树木”，这都不是一个短暂的岁月，使人产生“不亦快哉”的心情。这十年他出了好几本书了，如鲁迅研究的专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编著《走进鲁迅世界·诗歌卷》；所编《被亵渎的鲁迅》更是畅销，等等。他正年轻，精力充沛。人既勤奋，笔又快捷，成绩不小，影响较大。他的书不需要别人的什么序，何况是我的！但他硬要我写几句。我知道这就是古今所重的“不弃”。古人有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孙郁的要我写序，我猜大概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高兴写下这些话。不求“耳顺”不“耳顺”，但愿对得起孙郁，对得起孙郁的读者。
一九九六年秋
我相信，这本书还会“再”版的。我当然还是高兴。但我不能也不会“再”来写“三版序言”了，如果还要我写的话。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
许多次，我从鲁迅与周作人的照片中，试图把两人的音容笑貌，与他们的漂亮的文字，复原到一种有血有肉的形态里。我竭力想顺着时间的隧道，溯回到往昔的岁月里，去谛听、去体味这两位智者的声音。然而，每一次努力，都使我陷入深深的惘然里。两颗复杂的、痛苦的灵魂，常常使我无法抵达其形态的彼岸。它们永远是一种亲切，又是一种陌生；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疏离。理解鲁迅与周作人是困难的，但20世纪的中国文人，似乎没有谁，能像他们兄弟二人那样，具有着如此巨大的精神诱力。在探寻往昔的文化之旅中，我在周氏兄弟面前长久地驻足，以至无法前行。为什么要选择他们？是什么在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无数个昼夜的默默的静想中，我的思绪完全被他们占有了。这是两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在这里，除了接受拷问与诘难外，不会有丝毫的轻松。但也恰恰是这两个多元的、甚至对立的世界，使我的灵魂得到解脱。旧的时光永远地逝去了，但它依稀的痕迹和朦胧的记忆，却使往日的一切成为永恒。我快意于这寂寞的漫游，虽然我未必获得昔日的原本的存在，但重新经历或体味已逝的灵魂的历程，使我感到了巨大的满足。
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颇有分量的名字。“五四”以后，许多显赫一时的文人一个个如花般地谢去了，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两处绕不过去的存在。中国的历史太漫长了，只有读了这漫长的历史，你才会发现，周氏兄弟是我们文化之旅上两个多么显赫的异端。谈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换，你便不得不复温他们的旧梦。那些关于启蒙的沉思，关于国故的愁思，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探究，关于己身与社会、与历史、乃至人生永恒之谜的断想，都是永具诱力的。在鲁迅与周作人那里，你体味到的有传统中国人最深切的人性的光泽，更主要的，是一种非常态的人生企盼吧？对我而言，二周的世界，常常给我带来一种莫名的沉重，中国现代人的最困惑的一隅，几乎都可以在那里看到。但它并不给你晦气与绝望，在这两颗复杂的灵魂里，你感觉不到一种焦虑与挣扎中的生命的快意？
从晚清到今天，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苦苦地寻路。战争、内乱、饥荒、骚动……每一次苦梦结束的那一刹那，我便想起了周氏兄弟。在对民族与国家、个体与社会、情感与理智诸方面的态度上，他们所留下的遗产，是具有鲜活的参照价值的。这使我想起康德哲学与欧美文化、托尔斯泰与俄罗斯的文明史，周氏兄弟的世界，对中国现代文明而言，有相近的关系吧？周氏兄弟以他们的光泽，把中国的新文化，变得深厚和丰满起来，以至后代的文化人，谈人生与社会，便不得不延续着他们的主题。80年代的新启蒙，90年代的个性主义文化的兴起，都闪动着两人的余绪。在许多文化人的语言表达方式里，你都能读到周氏思维方式对后人的潜在规范。“五四”后的新文化，走向是多元的，但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和生命的深层体验，我以为二周的遗产的深刻性，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张扬着生命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静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的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二周的精神在一致性中，又分化出截然对立的两元世界。一个是进取的，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残酷的，一个是飘然的；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是静谧的。他们永远地纠缠着生存的最困惑的一隅，沿着崎岖的路，承受着命运之旅的诸多重负。今天，只要你直面生活，你便不得不遇到这种价值难题。要么选择鲁迅，要么是周作人。虽然，你也可以选择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但在正视黑暗与无奈的那一瞬间，你其实便不能不思考着鲁迅与周作人当年面临的同样主题。这是一种宿命，我们无法离开这两颗灵魂的余影。历史就这样地被持续着，正如同老庄与孔孟，后代文人除了重复他们外，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周作人曾经感叹，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旧时的中国人，是相信轮回的。因而也就创造了各式永恒的谶语。但我以为我们不会简单地去重复旧梦，时代毕竟进化了。可是在这艰难的进化里，我们又不免绕到已有的旧途，做着跋涉前的喘息。这样的时候，我便常常想起鲁迅，也想起周作人，他们旧时的语录，似乎是说给后人的。在那里，我们总可以抽象出一种思维范式，并在这一范式中找到解释今天的一种话语。而这些话语，常常可以补救大量外来“主义”和新概念的空泛与不足。这使我感到欣慰。我们应当庆幸自己会拥有这样的遗产。或许，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塑的过程，便离不开对这一遗产新式的阐释。如果是这样的话，把生命消融在对鲁迅与周作人的感悟的历程里，我以为是值得的。在对历史的旧迹的造访里，我确确实实意识和体味到了自己的生命。
鲁迅与周作人，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直接的感性资料，还十分有限。我一直在想，两人的精神的博大与表现形态的不同，或许有遗传基因的作用。这大约属于性格、血型、气质等范围的问题。但对待社会、人生、文化诸问题，他们不同的走向，又与文化的深层体味与兴趣的选择有关。所以，这里既有生理的原因，亦有文化的因素。这其中的谜一旦解开，我们对两人的世界，便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是这样描述鲁迅的：
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他的观察很锐敏而周到，仿佛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因之，他的机智也特别丰富，文章上固然随处可见，谈吐上尤其层出不穷。这种谈锋，真可谓一针见血，使听者感到痛快，有一种涩而甘，辣而腴的味道……（《亡友鲁迅印象记》）
周作人给人的印象，是另一种样子：
……他戴着近视眼镜，衣着讲究，言语不多，但又好像有点“架子”似的。……（俞芳：《谈谈周作人》）
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梁实秋《忆岂明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