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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舍经学而空谈义理，主张贤人、圣人之理义须“求之古经”。但“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还必须“求之故训”。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么，贤人、圣人之理义在哪里？戴震认为“存乎典章制度者也”。这些“典章制度”不是空虚无物的，而是贤人圣人的大制作，它可以施之于今，经世致用。他批评那些将故训、典章制度和理义截然分开的人说：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平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戴震感叹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日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注＇数百年以来，学风日坏，特别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往往流于“凿空”，各家所说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之中，但遗文垂绝，今古县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训诂、名物就显得特别重要。戴震反复申明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基本的学术主张。如在《古经解钧沉序》一文中，他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诘之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得之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圣贤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强调“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学问，而不是束书不观的空谈。他希望通过文字训诂的功夫，以上窥儒家贤人圣人的“心志”，以恢复儒学的原旨，这是对宋明儒学的矫正。
2．义理·考据·词章
宋儒程颐曾将学术门类划分为三。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注＇所谓文章、训诂、儒者之学，拿清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词章、考据和义理之学。程颐把文章、训诂之学与释道异端相提并论。他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注＇程颐的观点大体为后世理学家所沿袭。如王阳明就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大加鄙薄。
戴震在论学中多处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及三者间的关系。乾隆乙亥（1755）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来，理义（义理）、制数（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但三者之间有高下之分，义理、考据之学高于文章之学。
至于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戴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他把义理与考据加以分别，认为汉儒、来儒互有得失：“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注＇中年则尊考据而轻义理，认为“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注＇。到了晚年，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他承认过去的言论有些偏激，重新确立了义理的地位：“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注＇他承认义理最为重要，考据、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而已。他的真正学术兴趣是在义理方面。
但是，戴震所说的义理与宋儒的义理是不同的。他批评“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见”，＇注＇这种凭空臆说的所谓“义理”与圣人之大道相去甚远。他主张在考据的基础上重新发展儒家的义理之学。在《与某书》中说：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问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附会；吾人附会凿空益多，宋儒则恃胸臆为此，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解，则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
儒家的原始精神，被宋儒弄得晦而不彰。即使汉儒训诂，也不一定合乎儒学原义。因此，必须平心体会经文，以客观的态度去阐发义理。
3。义理三书
戴震不仅主张由训诂名物以明义理，他还主张“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戴震生活的时代，正值考据学方兴未艾，“时人方贵博雅考订”，以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空谈义理，可以无作”。但戴震的学术目标并不限于仅仅考订字义、辨证名物，他有更高的追求，即重建儒学义理，打倒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一切虚妄不实之说。他提出“执义理而后能考据”的主张，着手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戴门弟子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阐发说：
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间，惑矣！
段玉裁对师训深有所契，故能明了戴学之要领。戴震本人也以“轿夫”与“坐轿人”来说明训诂名物与义理之间的关系：
训诂、声韵、天象、舆地四者，如房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注＇
戴震自视甚高，故看不起那些只知考据的所谓“当世通人”。他认为如果“故训非以明义理，则故训胡为？”＇注＇对戴学颇有异议的章学诚深明此旨。他说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沽，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君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之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注＇
戴震学术的真正价值正在于他的“义理之学”。他与那些钻研训佑仅仅是为了明经义的“博雅君子”不同，在训诂、经义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并用这种新哲学体系来研究经学、训诂，这是他高于时人的地方。
戴震的“义理之学”集中体现在他的“义理三书”之中。这三种书就是《原善》、《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在这《义理三书》中，戴震对儒家哲学体系作了新的解释，而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发挥大异其趣。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对儒家哲学范畴的重新闻发，使这些范畴恢复它们的原始面目，从而抽去理学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
“义理三书”系统反映了戴震的天道观、人性论和认识论。
天道观一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又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这里，他把理学家弄得神秘莫测的“道”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就说得清清楚楚，道并非程朱所说的“形而上”的东西，而是物质性的实体，即阴阳五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物质运动过程。可见，在天道观上，戴震是明确的唯物论者。循此思路，戴震重新闻发了“理”这个重要范畴。他认为，“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所谓“天理”，即是“言乎自然之分理”，也就是自然规律。“理”又是人类的道德规律：“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理者，存乎欲者也。”＇注＇理学家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即是理。
人性论。戴震不笼统地说性善、性恶。他区分出“欲”与“觉”：
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
自然欲望与道德理性都是人性中的两个方面。因此他又说：
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蔽则智。仁且智，非有所加于事、能也，性之德也＇注＇
戴震在承认人性中包含着自然欲望与道德理性两方面的前提下，推论出仁、智等道德规范并非外铄，而出于人性的自觉，因此，道德规范应该照顾到人性的两个方面，不能只�